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评价

［目的］探讨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有利于完善区域旅游资源，进而促进其均衡发展。［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最邻近指数分析其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层析分析法对其乡村旅游进行评价，根据结果提出相应优化措施。［结果］（1）重庆市都市区的最邻近指数最高为0814，其次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0735，城市发展新区为0697；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为0402，可以看出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总体上呈凝聚分布； （2）重庆市乡村旅游优化评价指标中旅游资源、道路设施、生态环境和综合管理的权重分别是0357 1，0253 6,0230 1和0159 2，得分大于70分以上包括乡村森林覆盖率、公路的便捷性、乡村气候舒适度、保障机制、经济水平、游客容量和客源条件，其他指标得分低于70分，包括服务中心数量、乡村旅游专线、乡村空气质量、农民拥有的道路面积密度、乡村公路等级、文化价值和管理者素质，这些也是重庆市急需优化的方面。［结论］整体上重庆市乡村旅游综合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应加强该方面的投入和管理，促进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目的］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环境受到的压力逐渐加大，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也是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省份，测度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河南省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模型对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评价。［结果］(1)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指标权重结果表明自然资源承载力权重值最高，为0424 9，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承载力权重值最低，为0249 5。(2)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表明2011—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为轻度超载，整体上处于协调状态。(3)从3个层面来看，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为轻度超载； 社会经济发展承载力处于报警状态，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较明显； 基础实施承载力为轻度超载，应加强基础实施的建设。［结论］目前，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基本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控制人口增长以减小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结构，促进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协调，保证河南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发展时空分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城镇化农户生计响应的视角

文章基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2008-2017年统计年鉴数据,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评价分析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乡村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城镇化农户生计响应的视角分析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乡村发展的影响路径,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1)片区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局部空间结构稳定,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2)城镇化至少通过2个及以上的农户生计响应路径影响乡村发展及其5个维度。(3)农户综合生计响应对乡村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其各个维度的影响或正或负,城镇化通过农户生计综合响应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2个维度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当前应因地制宜地提升各县域乡村发展水平与增强联动性,稳中求进。     

基于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对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对个性化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建立具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体系。［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119个红色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计算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资源要素价值、开发价值和社会效益组成评价层，下分14个指标，对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江西省红色旅游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不均衡； (2)在评价准则层中，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大，为0647 9，其次为社会效应，权重为0229 9，开发条件权重最低，为0122 2； (3)指标层权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资源完整性、教育性和组织管理，权重值分别为0162 0,0116 5和0111 7。［结论］江西省乡村红色旅游区数量较多，但整体呈集聚型分布特点； 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高，且整体资源禀赋较强，社会带动效应明显，具有极强的开发价值。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研究,以期对重庆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乡村旅游环境质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旅游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成评价准则层,向下分20个具体指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系统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果]在评价准则层中,四个部分的权重分布为乡村旅游环境质量(0.465 8)乡村旅游资源开发(0.277 1)乡村旅游社会发展(0.161 1)乡村旅游经济发展(0.096 0);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有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0.377 0)、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0.370 8)、乡村旅游扶贫效应(0.350 2)和乡村绿化率(0.326 5)。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为83.50,为2级水平。[结论]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在环境质量、开发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较为均衡,且有较大提升空间,应重点加强四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环境和资源开发的优化;交通开发难度较大和整体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制约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乡村旅游的投资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旅游就业率成为重庆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的现状,对旅游扶贫效果进行评价,以期为提高区域旅游扶贫效果提供参考,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方法]利用武陵山片区县域的相关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建立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利用LINGO编程测算了各个县域旅游扶贫效率和相对有效性,之后进行了投影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结果]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为0.550,处于中等水平;对于黔江区和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来说模型的最优解为1,这表明黔江区和务川县是DEA有效的,同时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其他县域模型的最优解均小于1,为非DEA有效;相对于现有的产出指标水平, 2016年武陵山片区大部分县域旅游业的投入冗余额均小于0。[结论]武陵山片区县域的旅游扶贫发展不均衡,大部分县域旅游业处于投入过量阶段。应提高资源配置合理化程度,因地制宜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加强旅游扶贫与市场需求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合理有效的旅游扶贫链,使旅游能够真正成为群众脱贫的利器。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

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农村扶贫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战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但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返贫率较高,仍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面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相对贫困问题显现、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分析其农村扶贫模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寻求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 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 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 （1）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²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5）由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可知，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关联性和组织性，贫困程度的结构空间分异引起的贫困程度空间关联作用范围呈缩小的趋势，且由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呈下降趋势。结论 夜间灯光遥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贵州的县（区）域农村贫困化程度，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贫困变化。2003—201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高的区域持续减少，减贫效果显著。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西南地区水贫困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通过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为解决西南地区水贫困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找到了新的途径和思路。方法 文章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从资源、设施、能力、使用和环境五方面确定22个指标构建重庆市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水贫困进行测度，并利用GIS软件，依据自然断裂点法，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将其划分为高水贫困区、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5个差异区域，同时利用GeoDa软件对水贫困测度结果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1）重庆市水贫困资源系统和使用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渝西和主城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县，设施系统和能力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等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环境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且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2）重庆市水贫困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椭球状”结构，高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占比较少，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占比较多。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需根据不同水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综合治理重庆市的水贫困问题。（3）重庆市水贫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的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区和沙坪坝区，低值区分布较集中，高值区分布较零散，无高高集聚区。结论 重庆市水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可从以分别对各区域水贫困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