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江苏省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的思路与方法。研究方法:以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为依据,以生态超载指数作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在各区域间转移的测度,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市域间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测算各区域间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研究结果:(1)2011年江苏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北高南低,生态超载指数南亏北盈,表现出耕地生态供给和生态消费"空间异位"现象。(2)2011年江苏省整体上向外输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可获得16.99×108元耕地生态补偿费。(3)省内苏南地区及苏中南通市需分别支付104.83×108和2.88×108元耕地生态补偿费,苏中(除南通市)和苏北地区可分别获得24.68×108和100.05×108元的补偿费。研究结论:计算结果与各市的实际情况吻合,可为江苏构建耕地生态补偿路径提供参考,该测算方法对类似地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以区域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构建耕地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具有指导作用。     

基于PES模型的区域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生态经济一体化的生态补偿(PES)模型,并对江苏省2010~2012年区域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区域生态、经济差异比较明显,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次升高;生态补偿额度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需支付生态补偿的主要位于苏南、苏中地区,其中南京市区生态补偿额度为-416亿元,常州市区、无锡市区、江阴市等五个区域生态补偿额度为-252~-101亿元,扬州市区、徐州市区等16个区域生态补偿额度为-101~-5亿元;而盐城市区、仪征市等20个区域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4亿元,苏北大部分地区生态补偿额度为48~91亿元。     

基于水量分配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目的]水量分配和生态补偿是我国流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模块,有助于解决水资源利用冲突,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法]以小清河流域为例,将两者进行有效衔接,采用AHP法和熵值法进行科学分水的基础上,根据应分水量分摊上游的保护成本,结合各区域的实际用水和节水贡献进行调整,按照逐级补偿方式,测算流域各区域的水量综合补偿额。[结果]按照公平、效率、可持续的原则,2016年小清河上游至下游各区域的水量分配额分别为:滨州邹平7 350.03万m~3、淄博6 568.84万m~3、滨州博兴4 411.18万m~3、东营9 620.53万m~3、潍坊6 649.42万m~3;济南作为上游水源地为整条流域供水获得补偿2.66亿元,滨州邹平段因水量维护贡献突出、正外部效益外溢获得补偿2.020 2亿元,淄博、滨州博兴、东营和潍坊段则因其超量用水各需支付22.59万元、1.33亿元、1.11亿元和2.27亿元。[结论]小清河下游地区应增强水量维护意识,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转型升级,减少用水量。此外,今后应探索多元化的补偿资金来源,提高用水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研究——以新疆为例

[目的]在耕地保护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形下,开展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研究对了解耕地外部性价值的大小及深化耕地生态价值的量化方法和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新疆为例,从14个地州市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出发,将生态超载指数作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足迹在各地州市转移的测度,同时综合考虑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构建市域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分别测算各地州市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结果](1)2015年新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整体上有盈余输出,全疆共可获得生态补偿费103.31亿元;(2)2015年新疆南北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比为1:1.7,生态足迹总量比为1:2.2,生态超载指数北亏南盈,表明南北疆耕地生态足迹和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间呈"空间异位"格局;(3)新疆北疆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及哈密市共需支付耕地生态补偿费55.67亿元,北疆(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及哈密市外)和南疆地区分别可获得生态补偿费为96.59亿元和62.39亿元。[结论]该文可为新疆各地州市构建耕地生态价值补偿路径提供新思路,也可为以耕地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长江经济带耕地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目的]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示范区,区域内耕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不可忽视。对区域内耕地生态补偿进行量化测算,以期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文章在综合考虑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11个省市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耕地生态足迹等进行量化测算,通过引入耕地生态超载指数,最终建立耕地生态补偿量测算模型得出区域内各省市耕地生态补偿量。[结果]长江经济带区域内总体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尚有盈余,全区域共可获得200.05亿元耕地生态补偿费;长江经济带下游、中游、上游3个片区所提供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之比约为3∶3∶4,而产生的耕地生态足迹之比约为4∶3∶3;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主要的补偿省份是浙江,需补偿247.25亿元,主要的受偿省份是云南,可受偿167.13亿元。[结论]长江经济带区域内耕地生态服务与生态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位"现象,应建立该区域内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经济发达的生态输入区应优先对生态输出区进行补偿。     

基于边际效应理论的地区横向森林生态补偿研究——以北京和河北张承地区为例

为提高北京和河北张承地区森林生态建设的积极性,维护林地所有者合法的经济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文章基于边际效应理论,以2016年为时间截面,测算北京和河北张承地区森林生态建设的边际效益,得到横向补偿的临界值,结合地区非均衡协调发展,根据专家赋权法得到北京和张承地区互补的森林生态补偿值。结果表明:理论上北京应向张承地区提供森林生态补偿521392.24万元/年～1277708.36万元/年,实际上,十三五期间北京对张承保地区各类生态补偿额仅71200万元/年。据此,北京尚需补偿张承地区的差额至少为450192.24万元/年～1206508.36万元/年,所以北京应在现有补偿基础上加大对河北省张承地区森林生态补偿金额。最后从国家、河北省、北京市三方面针对上述计算结果提出健全生态补偿体系、拓展融资渠道及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中西部地区大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中西部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利用拓展能值模型核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分析双维度机制分类框架机制类型,依据补偿方补偿意愿确定流域政府及其上级政府的补偿额分摊支付比例,并以汾河流域忻州段-太原段为例验证该机制的可行性。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不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当地大型流域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加大了当地流域生态保护难度,应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确定补偿标准,在流域政府补偿上级政府补差型机制下尽快设立专项资金并合理分摊支付补偿额,保障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地。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辽宁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估算分析

[目的]基于省域尺度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状况和支付意愿差异,通过分析耕地生态盈余与赤字情况,科学量化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为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可行路径。[方法]文章基于碳足迹和产量因子修正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利用系数修正法测算各市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1) 2019年辽宁省锦州市、阜新市和盘锦市3市为耕地生态补偿区,补偿额度为0.53亿元;沈阳市、大连市等其他11市为耕地生态受偿区,受偿额度为16.70亿元。(2) 2019年全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是向外输出状态,应得补偿费为16.18亿元;生态消费区与生态服务区不存在“空间异位”现象,生态赤字区主要集中在辽宁西部区域。(3)全省各市化肥施用强度均超过800kg/hm²,导致沈阳市、大连市、阜新市、铁岭市和朝阳市的耕地碳足迹均较高。[结论]耕地生态补偿有助于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对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具有指导作用,可为区域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定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对辽宁省各地级市和典型城市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进行了计算,从市和县两个空间尺度分析了辽宁省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和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在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朝阳市应该率先获得生态补偿;对沈阳、大连、抚顺、朝阳4个典型城市中的各县区进行生态补偿优先级核算,4个城市中市区的补偿优先级均为最低,说明市区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入和受益地区,而周围县市的补偿优先级较高,是"生态输出"地区,其中新宾县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最高,应优先享受生态补偿。     

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渔业生态损失评价的渔业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渔业生态损失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渔业生态资源价值的损失，是实施渔业生态补偿的依据。本文在分析渔业生态损失过程的基础上，将渔业生态损失分为渔业资源损失和渔业环境质量损失，采用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方法来评估渔业生态损失的价值量，以这一价值量作为确定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并从分析渔业生态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补偿方式与手段的选择等方面来研究渔业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     

中国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通过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了解中国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发展历程。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主要内容: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区域集中,研究层次较低;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较为科学,但实施起来比较困难;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研究对象单一,影响因素不够全面;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对农户影响结果存在差异性;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效应研究内容与尺度不够全面。未来中国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可以在4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差异化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结合各地实际合理制定补偿机制;丰富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研究,注意影响补偿客体意愿因素的多样性;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和创新;进一步在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效应分析中拓宽研究内容与尺度。     

金沙江干热河谷植被生态恢复区生态经济价值评估--以元谋县为例

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金沙江干热河谷元谋小垮山流域新银合欢人工植被恢复区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了量化评估;结果表明,该流域自1988年开始进行人工恢复16年来。绿化及周边推广面积达71．2hm^2。所带来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已超过3280．56万元,其中直接使用价值为264．34万元,占总生态经济价值的8．06％。间接使用价值为3016．23万元。占总生态经济价值的91．94％。间接使用价值中净化环境服务功能的生态经济价值仅以CO2固定和释放O2、吸收有害气体SO2和阻滞烟尘价值就达到了2296．71万元。占总生态经济价值的70．01％;可以看出。该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主要来源于间接使用价值。     

丘陵地区农地非市场价值磁——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

农地非市场价值是农地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土地价值研究中的薄弱点。选择典型丘陵地区荆门市，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进行支付意愿的问卷调查，了解了民众对农地非市场价值的认识，并对该价值进行了定量的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荆门地区农地非市场价值总量为86．77亿元，其中耕地为29．01亿元，园地为9．27亿元，林地为23．38亿元，水域为25．11亿元。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特征有显著相关关系：市民支付意愿与家庭人口和支付方式显著相关，农民支付意愿与年龄、土地面积、收入和开支显著相关。     

峡江县森林涵养水源和保育土壤价值核算

以最新发布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为依据,根据2009年峡江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对峡江县森林生态系统的涵养水源(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保育土壤(固土、保肥)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初步核算,核算结果,峡江县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价值为30.55亿元/a,保育土壤价值为872.64万元/a。     

森林生态补偿方式运行实践探讨

现阶段建立长久有效的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机制已成为推进中国林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性措施,并受到政府及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文章阐述了中国森林生态补偿方式的运行现状,重点分析了现阶段国内森林生态补偿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完善政府财政支付体系、制定科学的补偿标准、明晰产权机制以及与市场化补偿相结合是未来森林生态补偿的发展方向。     

基于生态资本权益的生态补偿基本内涵研究

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向社会提供独特的、无形的、有价值的生态服务,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本权益,这种资本权益的取得只有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才能实现。按照这一观点,生态补偿包括:补偿实质、构成要素、基本原则、补偿范围和局限性特质等5个基本内涵。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川西南高原地区生态安全评价*——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目的]生态安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生态安全现状及其动态变化为解决特定区域的生态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生态足迹模型为理论依据,通过人均生态赤字/盈余、万元GDP生态足迹、生态压力指数、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生态协调系数综合评定2009—2015年川西南高原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发展的生态安全状况。[结果](1) 2009—2015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均生态足迹由1. 490 hm~2增加到1. 642 hm~2,人均生态容量逐年递减,人均生态足迹远低于人均生态容量,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万元GDP生态足迹逐年下降,2013—2015年,出现上升,资源利用效率开始下降。(3) 2009—2015年生态压力指数由3. 081增长到了3. 907,整体呈增加趋势,生态协调系数D由2009年的1. 260下降到2015年的1. 217。[结论]甘孜藏族自治州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远高于生态系统本身的供给能力,严重威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川西南高原地区所承受的环境生态压力越来越大,发展的需求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较差,生态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浙江省2004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分析

通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出浙江省2004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9891hm2人,人均实际可利用生态承载力为0.2879hm2/人,人均生态赤字高达2.7012hm2/人;表明浙江省的生态足迹已远远超出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应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