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大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力研究

根据我国特大城市1990-2001年建设用地增长数据,综合选取10个影响因素,作为本次驱动力研究的基础数据。采用相关分析法得出所选因素的Pearson相关系数,剔除次要因素,选取与建设用地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应用偏相关分析法得出建设用地与这些因素的偏相关系数,进而根据偏相关系数判断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得出:全国和三大地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共同的驱动力是人口增长以及人均GDP水平。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单位固定资产的投入以及人均财政收入高低也对全国建设用地有较大影响。东部地区其它的驱动力主要是人均财政收入和第三产业;中部则是地均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和人均财政收入;西部为人均园林绿地面积和人均财政收入。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在分析345个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结果:(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2)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存在较大空间差异,扩张规模按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逐渐递减,扩张速度按西部、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逐渐递减;(3)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受投资驱动的影响,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人口驱动转为产业驱动,中部地区由人口驱动转为投资驱动,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一直受投资驱动较为明显;(4)影响因子两两之间均为增强关系,包括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2000年,投资水平、产业结构及学校数量交互作用极强,而到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与其他因子的交互性明显增强。研究结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受产业、投资和人口共同驱动,但驱动力大小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应针对不同区域的主要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管理,缓解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     

1999～2015年沈阳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沈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将1999~2015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同划分为1999~2003年、2004~2009年和2010~2015年3个时间阶段,并从人口、耕地、产业和宏观经济等4个方面确定10个指标研究其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深入分析沈阳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驱动力的作用机理及扩张的特点,为沈阳市制定合理的土地调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等10个影响因素,分别计算了沈阳市3个尺度上各社会经济因素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关联程度,分析各因素对3个时间尺度上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以及各因素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1999年以来人口与城市化、耕地、产业、宏观经济等方面因素都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形成了重要影响.其中,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是影响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最主要因素,但2010年以后影响作用明显减弱;产业因素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仅次于人口与城市化,并于2010年以后成为首要影响因素;由于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后备资源的日渐匮乏,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的占用呈减少趋势;宏观经济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弱于以上3方面因素.2010年以后,由于城市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以及"后全运时代"的影响,产业因素影响作用明显加强,其他因素不同程度有所减弱,且预计这种趋势未来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结论]为更好地发挥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土地要素的保障作用,促进新常态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沈阳市要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提高土地城镇化质量;合理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科学划定"三线";挖掘存量用地潜力,拓展建设用地扩张新空间;此外还要做好建设用地集约研究.     

基于PLS的湖南省建设用地驱动力分析模型

近年来,湖南省城市发展迅速,建设用地不断扩张,了解建设用地变化特点,掌握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对于合理规划建设用地、控制非理性扩张、更科学的促进城市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为研究湖南省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先分析了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并以湖南省1996—2011年的经济社会时序数据为基础,定量化的筛选驱动力指标,并利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建立驱动力模型,结果表明:湖南省建设用地扩张较快;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因素中的交通因素、城镇化和城镇人口在所有驱动力因子中对建设用地影响较为明显,将对政策类驱动力加入模型,并提出湖南省建设用地发展应合理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土地管理制度。     

基于通径分析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研究目的:定量分析各驱动因素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通径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分别为0.4638、0.0251、0.0511,人口增长分别为0.3149、0.1535、0.5317,城市化进程分别为0.4400、0.0365、0.5236;(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及两者的耦合作用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3)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主要驱动商住工用地扩张,城市化则侧重公共用地。研究结论:本研究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和谐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动因浅析

研究目的：深入剖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动因，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问题提供政策参考。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规模、扩展速度等问题的基础上，采用灰关联法测度了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研究结果：社会发展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非农业人口增长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导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直接原因，经济总量增加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是推动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导动因，而国家政策的不连续性、多变性和衔接性较差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周期波动的根源。研究结论：在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中，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特别要加强对交通基础设施沿线土地开发利用的管制，走集约发展之路。     

基于DSR的城乡结合部建设用地扩张机理研究

通过DSR研究框架,并将广西柳州市城乡结合部建设用地扩张的状态、驱动力和调控融入系统中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柳州市城乡结合部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策与规划、人口与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用DSR模型将这三个因素与建设用地增长的关系表达出来,可将三个因素的作用方式分为促进建设用地增长、限制建设用地增长和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等三种类型.     

中国城市化与建设用地增长动态关系的计量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城市化和建设用地不同阶段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研究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处于均衡状态，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是城市化步伐推进的必然结果，但在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是诱导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直接因素；（2）建设用地的粗放利用不是城市化步伐推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相反在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3）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有限；（4）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在近期对建设用地数量增加的解释力偏低，而在远期基本能对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予以解释。研究结论：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就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化发展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在近期适当控制建设用地的扩张，远期则需选择用地节约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基于面板数据的省域建设用地扩张驱动机制分析

为探明我国及东、中和西部地区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因素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我国的29个省份1999-2013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对建设用地扩张与驱动因素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人口、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扩张体现为趋同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减少建设用地投入,反映地区差异政策的虚拟变量有利于促进建设用地扩张;2分区域来看,人口、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均为正向,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东部地区减少建设用地投入,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将促进建设用地扩张,反映政策变迁的虚拟变量对中部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对策建议为合理引导建设用地扩张提供参考。     

高速铁路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验证

研究目的:探究高铁建设是否能显著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研究方法:基于中国223个地级市2003—2016年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匹配得分法与工具变量法探讨高铁站开通与否、高铁站数量和高铁线路数量对区域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高铁站开通、高铁线路和高铁站数量的增加都会显著促进区域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其中,高铁站从无到有对二者影响最大,分别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均增长4.2%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6.1%;每新增一条高铁线路分别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2.5%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3.4%;每新增一个高铁站点分别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1.1%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1.3%。当人均生产总值大于17 008.74元/年,二、三产业比重高于82.36%或城市非农业人口数量大于185.29万人时,首次开通高铁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用地扩张。高铁站开通与否对东部地区城市用地面积增长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研究结论:高铁建设对城市土地利用转换的影响不限于其所在的城市外围,而是扩大到所在的地级市区域,且依赖于城市本身的经济、产业与人口规模水平,具有区域异质性。高铁站点选址应考虑其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高铁路网规划应从全国尺度上考虑其对土地利用效应的经济、产业、人口和区域异质性,以使资源配置最优。     

基于GWLR模型的不同栅格尺度下城市用地空间扩张驱动力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城市用地扩张驱动力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局部视角分析城市用地扩张驱动力对深入认识城市用地扩张过程及城市规划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采用栅格数据分析城市用地扩张驱动力时,栅格尺度往往会影响驱动力研究的可靠性。因此,本文以徐州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在分析研究区城市用地扩张特征基础上,分别采用30m×30m、60m×60m、90m×90m、120m×120m和150m×150m分辨率的栅格数据,运用能够反映驱动力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Logistic回归模型(GWLR)对2005~2015年研究区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驱动力进行分析,通过对比不同栅格尺度回归模型拟合效果确定最优栅格尺度,并分析最优栅格尺度下城市用地扩张驱动力。结果表明:GWLR模型可解决全局模型难以克服的空间异质性问题,GWLR模型结果优于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区城市用地空间扩张驱动力的最佳栅格尺度为90m×90m;2005~2015年研究区城市扩张为外延式扩张和飞地式扩张,主要沿交通干线向对外交通轴线及水系方向扩张;其城市扩张最主要受到高速公路、高速出口、一般公路、区中心和水系的距离的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距离对于研究区东部地区影响较强,到区中心和高速公路出口的距离在南部地区影响较强,到一般公路、水系的距离在北部地区影响较强,其余各变量也在不同的区域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与土地集约利用

分析了我国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和城市用地扩展幂指数规律,发现土地利用效益偏低、扩张速度偏快是目前我国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特征;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增长是城市扩展的主要动力,而第三产业发展有助于抑制城市用地扩张;认为城市扩展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应变外廷扩展为外延扩展和内涵挖潜相结合的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与综合效益.     

常德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1997～2004年,湖南省常德市土地利用现状和空间特征入手,对比,各类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和景观特性,可以看出:常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是林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而耕地相应的减少;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揭示人口增长、农村经济发展、城建扩张、土地管理政策是常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驱动力评价及机制分析

[目的]为更加科学地分析区域土地利用驱动力机制、整体情况以及时空关系,支撑区域国土空间优化战略实施,文章立足于县域尺度,使用三峡库区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相关数据,构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评价指标体系。[方法]利用投影寻踪模型探寻库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分异格局与驱动机制。[结果](1)土地利用驱动力呈现出空间地域的稳定性和时间序列的动态性,且驱动机制逐渐由"生计—经济"主导驱动型转变为"多元协同"驱动型;(2)库尾重庆主城区附近及库首宜昌市区周围土地利用驱动力较强,表现为城镇用地驱动型。位于渝东北和湖北巴东、秭归、兴山的土地利用驱动力较弱,体现为林草地和水体驱动型。而其他地区情况相对复杂,表现为多种类型驱动并存。[结论]在土地利用空间优化过程中,库区应结合不同区域土地利用驱动力的作用强度开展国土资源的空间重构与优化,对重庆主城区及宜昌市区附近区(县),应当考虑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而广大库中地区则应在生态保护前提上寻求土地资源的增值效应。     

中国沿海地区耕地变化及其成因分析

论文分析了1996～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耕地变化的基本态势、时空特征及其主导成因。主要结论是:(1)1996～2008年,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耕地面积净减少205.5万hm2,年均耕地减少量17.1万hm2。2001～2005年的耕地净减少量为137.3万hm2,分别是1996～2000年、2005～2008年两个时期减少量的4倍;(2)1996～2005年,沿海地区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105.3万hm2,占同期耕地减少总面积的34.03%。建设占用耕地的主要途径是独立工矿、交通、村庄与城镇建设,分别占45.03%、15.8%、15.47%和11.5%;(3)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增长,以及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导致沿海地区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重要原因。     

江苏省城市用地扩张及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江苏省城市用地扩张的变化特征和区域差异,探讨城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江苏城市用地呈总量上升趋势,城市用地扩展速率的区域差异明显.研究结论:城市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是城市用地扩张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因素中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效益差异则是其直接诱导因素.     

L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s a key confin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Baotou,China⿿Application of proposed endogenous urbanization model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with a large amount of rural land converted into urban land, leading to debate by researchers and govern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ndogenous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 expansion and quantifies their effects to promote inten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 land use in order to realize new-type urbanization, by employing GIS technology and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xplain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n the case of Baotou city,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LMI) ha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Baotou city. Its multiplier effect reaches 0.166, which means a one percentage point increase in the strength of LMI leads to a 0.166% increase in urban land area. The presented analysis reveals four main findings. Firstly,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 expansion are (LMI), urban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Secondly, LMI has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 Thirdl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expansion by merging into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Finall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ve a dampening effect on urban expan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e suggest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should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reduce principal⿿agent risk, as they hold the state land property rights as the trustee of the public.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guid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y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quality, not just focusing on economic quantity, especially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National urban land-use/cover chang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hina

China has experienced rapid urban expans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lthough many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forces driving urbanization, how policies drive these changes at the national scale has not been fully examined.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lineate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s of urban expansion and related impervious surface area (ISA) density and reveal the socioeconomic and macropolicy factors causing these chang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national urban land expanded from 4.26 × 10⁴ km² in 2000 to 6.90 × 10⁴ km² in 2015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with an average increasing rate of 1760 km²/yr since 2000. The spatial metrics of ISA density diverted from a low-density sprawl mode during 2000–2010 to a dense expansion mode during 2010–2015, with the highest ISA density of 70.70% in 2015. Regionally, the rate of urban expansion and ISA growth reduced in the coastal zone in 2010–2015. In contrast, urban expansion accelerated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zones, due to the China Western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Plan initiated in 1999 and 2006,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an urban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was proposed in 2013, the national ISA density still increased due to urban infilling. The overarching issue that must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is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magnitude of urban expansion and ISA density and building sustainable and livable cities in an era of urban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