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PST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子账户、不同本币国际化程度的经济体和不同地区中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第一,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由促进转向抑制。第二,直接投资开放始终促进外汇储备积累,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上升,这一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开放度提高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上升使外汇储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三,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上升,国际货币发行主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使外汇储备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特征。非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和亚洲地区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促进作用会降低,而其他地区经济体该作用表现为由促进转向抑制。因此,为优化外汇储备规模管理,中国应有效统筹资本账户开放、国内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障三者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有序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国际资本流动下银行危机的生成机制研究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则又处于金融业的核心地位。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各国金融开放力度加大，国际资本流动愈加频繁，对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带来了冲击，尤其是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的缓冲期又即将结束，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下银行危机的生成与传导机理对保持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市场均衡的角度研究了导致银行危机发生的变量及这些变量的取决因素，并探讨了国际资本流动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机制。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基于国际视角的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稳定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研究构建一个包括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稳定、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外债状况以及金融深化在内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1990—2013年的数据,选取中国、印度、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对其金融稳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储蓄率、金融深化度、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与金融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外债状况与金融稳定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就此针对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提出建议。     

消费风险分担与东亚金融合作——基于跨国（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金融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实现跨国(地区)消费风险分担。本文对东亚典型国家(地区)消费风险分担进行度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金融合作确实提高了区域消费风险分担的水平。随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深化,区域内低收入国家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增长显著。另外,金融开放是东亚区域消费风险分担的主要驱动力,监管制度和政治稳定也对风险分担有重要影响。     

各国金融开放效应差异的金融发展视角——基于经济增长效应和金融风险效应的分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度、金融体系完善程度、金融效率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从金融发展视角思考两者金融开放效应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东道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能更好利用外来资本、充分吸收流入资本溢出效应、降低开放后经济增长波动及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而其金融体系不发达又将降低开放后金融系统抗风险的能力,本国金融业落后与资本外流、流入资本结构不合理等隐患也有重要关联,另外金融监管不力会导致金融开放后银行和货币危机的高发.     

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资本账户开放度作为门限变量,以贸易开放度、总国内储蓄率和金融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新兴经济体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当资本账户开放度从低体制状态向高体制状态转变时,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投资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其他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显著到不显著.为此,应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合理确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保持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储蓄率,以及合适的金融发展程度.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在欧元的成功运行以及近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唤起了东亚各国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极大关注。本文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对东亚经济体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此提出建议。从研究结果看,东亚目前尚不能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共同利益原则将使东亚货币合作的趋势不可逆转。     

“10＋3”框架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可行性分析与战略选择——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

东亚各国目前在货币领域的合作严重滞后于贸易合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传统的OCA标准,目前东亚各国内部经济条件差异较大,而且这种差异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中日韩二三国货币冲击的对称性较高,但是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方面存在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在短期更为明显。与日韩相比,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程度相对较高,具备一定的合作优势。因此中国应以贸易合作为基础,加强同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共同引领东亚货币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亚洲汇率波动及政策挑战

自东亚危机以来,亚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低货币危机的风险,包括执行保守的汇率政策,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积累外汇储备,减少外部债务,谨慎开放资本市场和展开地区金融合作,这些改革使亚洲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远胜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但亚洲货币依然受到了严重冲击,而且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性。这既是亚洲的开放经济所决定的,同时也在三个方面对下一步的亚洲汇率政策提出了挑战:第一,汇率体系究竟应该浮动还是管制?第二,到底多少外汇储备才是最佳规模?第三,地区金融合作能否增强亚洲汇率的稳定性?     

资金流动、国际金融整合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兴市场国家面板数据

本文尝试检验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三大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流动方向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近来众所关切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东欧国家收入水平与金融深化程度仍然偏低,但随着发展程度提高,未来将由资金流入转为流出。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超额外汇储备、贸易顺差与资金流出,被指控为造成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若能够持续金融深化的努力,资金可能回流并使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现象得以缓解。至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政策变量,对于资金流动方向并无决定性影响,但宏观经济政策仍是决定资金流入能否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Who benefits fro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advanced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In recent decades most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significant reforms to foster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o what extent these reforms have benefited advanced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We focus on four groups of countries: the G-7,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over the period 1973–2006. We find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different form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ffected growth differently in the four groups of countries.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 benefi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re more important for advanced economies. In contrast,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has a weak positive impact on growth when its scope is limited, whereas full liberalization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lower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in East Asia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We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on the economies of seven East Asian countries, applying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We find that rating has less effect than outlook of rating on the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spreads, the stock indexes, and the GDP growth rates. Rating upgrade and positive outlook have stronger effects than rating downgrade and negative outlook, and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outlook and rating are great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re is evidence of contagion in that the economic variables of a country seem to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outlook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比较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对东亚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两个区域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情况进行比较。首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16个国家和地区危机后6年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估,实证结果表明,危机后的恢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地域特征。接着本文对可能导致各国在危机后经济恢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模式、储蓄率和外债负担等对原因的解释力较强。最后,本文对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进行了阐述。     

资本账户开放、金融风险与最优外汇储备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出现新的动态。这表明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金融危机风险是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决策的重要变量。在传统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金融危机发生概率这一变量,新的最优外汇储备测算模型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拟合结果表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近年来甚至存在储备不足,东亚经济体持有超额外汇储备确实是一个伪命题。但是,这一结果只有用极度谨慎,也就是金融危机恐惧才能解释。此外,中国即便考虑了金融危机恐惧,外汇储备仍显过度。     

东亚国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通过构造衡量金融结构的不同指标,运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估计,得出了在人均GDP高的国家,股票市场比重也高的结论;为验证其显著性,文章把东亚国家分成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组分别回归,结论是股票市场比重的提高与人均GDP有显著的关系, 因此, 东亚国家应积极发展股票市场,提高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的效率。     

汇率制度、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理论和实证分析——东亚金融危机视角

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当时都实行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度。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各经济体大多实行钉住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制,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本币严重高估,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在汇率贬值的预期下,国际投机资本对东亚经济体货币发动攻击,大量资本流出,受攻击的经济体外汇储备耗尽,最终导致实际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崩溃,金融危机爆发,蔓延成危及东亚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金融危机、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