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管理者行为、企业生命周期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态影响。选取2012-2015年深沪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管理者代理行为逐渐加强,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却逐渐减弱。管理者代理行为和过度自信共同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成长期阶段的企业非效率投资主要受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显著影响,管理者代理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成熟期阶段的企业非效率投资既受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显著影响,也受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显著影响;衰退期阶段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则主要受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显著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     

企业员工薪酬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基于金钱崇拜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选取297名企业员工为样本, 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企业员工金钱崇拜心理与其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探讨薪酬公平感在金钱崇拜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员工金钱崇拜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员工薪酬公平感对金钱崇拜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5年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管理者的三种非理性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风险偏好和管理者从众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从众行为会导致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过度自信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均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尤为严重;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即非过度自信管理者适当的风险偏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因此,要想提高公司非效率投资管理应从管理者的心理素质培养入手,重点培养其避免从众心理,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对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还需要培养其适当的风险偏好。     

期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激励对象异质性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倾向和并购规模的提升作用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最后,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有关期权激励效果方面的文献,而且对于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管理者能力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研究——基于薪酬落差和人情机制的调节效应

本文在动态权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者能力对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的影响以及薪酬落差和人情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负相关;在管理者能力影响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中,薪酬落差和人情机制均起着负向调节作用.考察产权性质后发现,无论是薪酬落差,还是人情机制在非国有企业中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论为激发管理者能力实现目标资本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资本结构、企业绩效与管理层薪酬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企业绩效和资本结构两个角度研究其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作用,同时考虑了在不同资产规模下,企业绩效和资本结构与管理层薪酬的关系。本文将管理者薪酬设定为因变量;企业资本结构和绩效设定为自变量,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企业绩效与管理者薪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薪酬与现金流资产比率、资产收益、企业负债率正相关,与企业各项负债率负相关;在不同的资产规模条件下,企业管理者薪酬与资本收益及企业负债之间表现的关系各有不同。     

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发现: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而股权激励措施对不确定环境引起的管理者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代理矛盾,抑制过度投资,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者风险的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     

行为财务与建筑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影响机理分析

随着我国掀起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热潮,非理性的财务行为成为影响建筑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构建和分析三类非理性行为与三类主要营运资金项目的理论模型,研究了行为财务对建筑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代表性原则偏误越大则短期借款水平越高;企业集团和各子公司的利益权衡导致了心理账户效应,影响着企业集团货币资金管理;投资羊群效应导致了应收账款管理质量的下降。研究还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非理性行为对营运资金管理的不良影响程度:市场化程度不仅能够反向调节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还能够降低投资羊群效应对应收账款管理质量的消极作用。这意味着,为了提高营运资金管理质量、降低财务风险,在降低非理性行为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的积极作用。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管理者权力和企业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7²01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者权力寻租是否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是否有助于制约管理者权力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投资与管理者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权力的增长,管理者通过扩张投资进行寻租的能力更强。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较有效,其管理者权力影响投资的力度明显小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权力产生了治理作用,但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市场竞争对国企管理者权力的治理作用弱于民营企业。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