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高管过度激励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7-2013年的数据,通过考察不同性质银行的高管所面临的过度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存在过度激励,且过度激励会造成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第二,不同性质银行高管的过度激励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国有控股银行高管若受到过度激励,有可能会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而非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相对而言,这种激励作用会较弱.为此,要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防止过度激励.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高管薪酬机制设计要更加关注风险因素.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存在风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2008-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风险敏感性问题.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存在风险敏感性;相较于非国有金融机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风险敏感性较低;以监事会人数、监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占比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代理变量,管理层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     

高管薪酬粘性形成机理研究:基于掏空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引入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委托代理模型,基于掏空视角探究高管薪酬粘性形成机理,并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如下四点结论:(1)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特征,掏空程度越高,薪酬粘性特征越明显。(2)掏空程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加剧作用因高管持股比例或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差异而产生突变,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3)高管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时,掏空程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显著;反之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则不明显。(4)大股东持股比例在门槛值以下,大股东掏空行为明显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当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时,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

以2008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CEO-TMT断裂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呈显著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承担在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到中介传导作用；高管薪酬激励负向调节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丰富了团队断裂带及高阶梯队理论，对于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强化公司内部治理能力以及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高管报酬激励与OFDI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以制造业OFDI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比较分析的视角,在高管报酬激励划分为短期的货币薪酬激励和长期的股权激励两个角度的基础上,研究了制造业OFDI企业中高管报酬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显著地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情境中保持一致。本文研究为优化中国新兴经济体OFDI企业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OFDI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提供理论借鉴与管理启示。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区分产权性质,实证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会抑制投资过度,加剧投资不足;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加剧投资不足和抑制投资过度的程度要弱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及其异质性显著影响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非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的任期及其异质性、教育背景及其异质性显著影响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关系。     

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公司高管变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及战略决策与实施,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扮演着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号的角色,当高管不能够满足其契约诉求时则面临着较高的被变更风险。本文将高管变更区分为非常规变更和常规变更两类,考察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不同类型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国企中,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显著负向影响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对当期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非国企中,当期两类高管变更均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低会导致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银行信贷、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的关系,以及银行信贷对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正相关,特别是企业过度投资中耗费的资源、形成的产能具有不可逆性,将直接增加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导致企业沦为僵尸企业;银行信贷对企业僵尸化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对于过度投资来说,银行信贷对于抑制投资不足导致的企业僵尸化问题更加有效;从贷款期限来看,短期贷款能够给债务企业形成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压力,迫使企业经理人提高投资效率,从而对企业僵尸化问题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行为与治理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对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启示意义。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use of IPO over-financing: Evidence from China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how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used funds raised in over-financed IPOs during the 2006–2010 period. I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use of funds raised in over-financed IPOs, we find that the use of such funds to engage in severe over-investment behavior is prevalent among listed companies. Reasonable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over-investment problems listed companies encounter in using funds raised in over-financed IPOs. However, the same individual serving as both chairman and CEO leads to funds raised in over-financed IPOs being over-invested. Moreover, executives driven by high levels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use funds raised in such IPOs to engage in over-investment. We find that improv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shareholders will help alleviate the over-investment of excess IPO funds. In addition, the over-investment problem is less severe in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than in their non-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unterparts. This study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ors to ensure listed companies use funds raised in over-financed IPOs both rationally and effectively.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但基于双元创新视角,提高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对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3)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减弱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作用,但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本文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企业设置合理的薪酬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高管薪酬、交互效应与公司绩效间的动态关系——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System GMM估计方法,在考虑了高管薪酬与其他治理机制间的交互作用情况下,研究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前期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前期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2）前期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反馈效应;（3）高管薪酬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间存在＂交互效应＂,即高管薪酬与其他治理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间存在动态内生性。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内部控制的实施约束了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那么理性的经理人必然会要求将其薪酬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从而实现自身报酬的弥补。鉴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内控的质量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