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银行审慎监管的改革及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美国对金融监管制度的全面反思,法案在强调银行业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宏观审慎监管的力度。通过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扩大美联储职能,加强金融衍生品监管,提高消费者保护等措施,美国的审慎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     

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性变革——评析《多德-弗兰克法案》

为提升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于2010年7月21日正式生效,该法案被认为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最为重要的银行监管法案.该法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预防系统性风险,改变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局面,加强对金融衍生品、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新的监管法案——《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并授权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两个新的监管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解读与启示

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现行金融监管制度的缺陷,使美国对其监管理念和监管体系进行反思.<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是美国在危机后进行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尝试.新设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防范系统性风险、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金融衍生品监管、终结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状况等立法内容折射出美国金融监管理念的革新.我国应适度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优质内核,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建设.     

完善银行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架构——兼评《中国银监会关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切实做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通知》

消费者投诉管理机制是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制最为关注的问题。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上,中国银监会对消费者投诉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20日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切实做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虽然主要是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投诉处理事项的监管,但是其内容超出了一般投诉的监管规范,而粗略地描绘了我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架构。《通知》从公司治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研究

本文以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为视角，在总结英美等发达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经验以及国内监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建议。     

柠檬溢价：对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启示

银行的脆弱性和外部性是银行监管产生的重要原因，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消费者难以对银行的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也是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的落脚点。目前“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这项基础性工作还需要加强引导和大力推进。     

美国金融监管新法律及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思考

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正式签署成为法律,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的颁布促使我国重新审视金融监管体制的利与弊,并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     

声音

中国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尚福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必要加快推进监管转型，监管者要淡出行业管理，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把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银行业重要监管目标。、当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纠纷难以调和时，监管者要主动调解纠纷；在此过程中，监管者要摆正位置，要做维护行业规则的裁判员，而不是维护银行业利益的保护伞。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的突破和妥协

危机-立法是美国完善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一贯模式。《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是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将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重大变革。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对与阻挠,该法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使其目的达成保障消费者权益和避免下一次危机爆发的目标并不确定。但对我国而言,美国的改革是一次学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方面先进经验的良机。     

银行业危机:金融泡沫视角的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业危机爆发越显频繁。然而,通过对银行业危机内部形成机理分析可以发现,银行业危机的爆发其实是伴随着金融泡沫的形成与破灭这一过程的。在金融泡沫的形成过程中,银行往往会给一些高风险行业发放贷款,从而增加银行经营风险;而在金融泡沫破灭之后,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从而使银行业危机最终爆发。因此,我国应尽快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完善银行微观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与防范

系统性风险与集中度风险、金融危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银行金融机构的集中度风险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因素,系统性风险又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为避免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要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放在对银行金融机构集中度风险的监控上,加强对银行金融机构集中度风险的外部监管,不断向银行金融机构提示集中度风险,督促银行金融机构建立严格的集中度风险防控机制。银行金融机构也要有稳健的发展战略和谨慎的风险偏好,合理布局经营,严格把控资产分布结构,避免集中度风险,以便从根本上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危害更大的金融危机。     

资本约束、激励相容与银行业监管

金融风险可以划分为商业性金融风险和制度性金融风险.制度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因此银行监管激励相容度是更适合我国国情的概念.在银行发展史上,呈现出两种迥异的银行成长模式:一种是资金约束型的数量成长模式;一种是资本约束型的质量成长模式,资本约束型的质量成长模式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资本约束机制与激励相容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是银行监管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激励相容和资本约束要以监管绩效为基础协调发挥作用、不可分割.资本约束与激励相容理念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中,而且体现在国际银行业监管实践中.     

《巴塞尔协议Ⅲ》：监管利器还是经济枷锁

《巴塞尔协议Ⅲ》，将金融监管的理念从自由放任转向行政管制，传统的注重效率的监管核心价值观将让位于更加注重安全。作为医治西方银行业过度发展的《巴塞尔协议Ⅲ》，我们应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修正银行监管规则时，应全面评估其可能对商业银行经营和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监管的重心应放在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构优化和完善方面。     

金融风险的信息质量特征与我国金融会计制度改革

本文着眼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次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金融风险监管和信息披露框架,以我国金融会计制度的国际化协调为切入点,分析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金融风险的构成要素,指出现有监管信息系统和会计体系存在的问题.同时,本文还评价了我国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规范对金融风险的披露和监管特征,分析了新制度对银行类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以风险计量会计披露为核心的监管体系的构想.本文最后对协同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原则,建立完整的银行业信息披露框架,形成动态信息披露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影子银行：体系、内生性风险及国际监管取向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从一个新的视角——影子银行体系来分析现代金融体系,并重构现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影子银行体系的有效监管必须具有翔实的微观基础,比如体系边界、风险特征及表现形式等。国际上对影子银行体系并无公认的定义。影子银行具有证券化程度高、信息不透明、杠杆率较高等特征,这直接引致其存在诸多内生性金融风险,国际社会倾向于采用“类银行化”的监管路径对影子银行进行金融监管。国际社会采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措施对我国影子银行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动态Copula-CoVaR模型的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数据,构建动态Copula-CoVaR模型,考量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市场存在双向净风险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溢出效应在逐渐增大;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存在不对称特征,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的冲击较大,且这种冲击具有滞后效应。鉴此,监管部门应夯实金融体系运行基础,创新影子银行监管工具,完善其协调监管模式。     

论商业银行集团化经营的法律风险及其防控机制

集团化是现代银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银行的集团化发展,可达到协同经营的目标,打破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使集团获得经营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复杂的股权关系、组织结构、内部往来、业务合作,也使得银行集团暴露于特殊的法律风险当中。在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的严格化和法律环境的快速变化,使得银行集团面临的法律风险更为严峻。     

金融监管演进的制度逻辑与中国的选择——基于对美国监管制度变迁的思考

金融监管的制度演进遵循着特定的发展路径,十八世纪末至今美国金融体系所经历的冲击和变革,以及因此带动的金融监管体制演变,是研究监管制度变迁的重要背景与素材。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看似完善的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了空前挑战,也促使新的一轮监管改革全面启动。此轮改革不但重塑了美国国内金融业发展模式和监管体制,还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持续影响。我国应当从美国金融监管的历次变革中汲取经验教训,适时推动我国监管体制改革以适应金融业发展需要。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in Kazakhstan from 1993 to 2006 and Its Socioeconomic Effects

Voluminou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sector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ignored progress in former Soviet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engaged in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command economies to market economies. This paper seeks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by considering Kazakhstan's experience with financial-sector liberalization and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these reforms. We summarize the prereform economic circumstances prevailing in Kazakhstan, outline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ostcommunist financial system, and provide a detailed chronicle of financial-sector reform measures from 1993 to 2006.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Kazakhstan's banking structur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 and the approach taken to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 banks, as well as the steps taken to improve bank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banking supervisi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apital markets is also examined. We consider the outcomes of financial-sector reform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economy as a w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