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行为

我国股票市场是由政府强行催生于计划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保障其顺利发展，政府为其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制度框架。事隔十几年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尽管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安排也几经调整和转换，但制度缺陷依然明显存在并影响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从深入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现存的基本制度缺陷入手，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功能定位扭曲、股权分置和股市监管行政化的制度缺陷，认为政府过度干预是造成股市上述制度缺陷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解决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必须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入手。     

关于建立股票市场调控机制的思考

我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波动特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着调控机制缺位的制度性缺陷。因此,今后应当在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进行股票市场调控制度的创新,并通过这种制度创新逐渐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经常性的股票市场调控机制。严格的监管体制只有与完善的调控机制相结合,才有利于避免股市的过度波动,保证我国股票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浅析我国股市下挫的原因与对策建议

2007年10月后,我国股市结束了持续近两年的牛市行情,开始持续下跌,这其中全球经济的放缓与通货膨胀压力以及短期股市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制度缺陷。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考虑"救市",但此救市绝非普通意义上的干预股市供求,而是更强调通过完善制度与法规,来规范引导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这也是立足于长远发展的最佳选择。     

如何重振A股市场信心

从九十年代第一发行股票开始,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作为欠缺成熟的市场．我国股市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违背了股市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中国股票市场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共识,．重新建立起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到底难在何处？它有赖于包括政府、企业、中介机构、投资者自身、制度的完善等一系列系统工程的跟进。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较全面的探讨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论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法律体系构建

当下,我国政府在干预股票市场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其不可避免的缺陷也凸现出来,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规制政府行为,克服其缺陷将对我国股票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在宏观层面对政府权力干预股票市场的宏现法律体系的设计,在微观层面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操作层面制度实施保障机制的构建,以避免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缺陷,以保障股票市场高效、安全、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浅析阿尔法策略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

走过二十几个春秋,我国股市的发展突飞猛进,已初具形态。然而从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股票市场,我国股票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并非是一个非常规范的股票市场,这就成为了中国股票市场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纵观国内外的投资经验,在市场效率相对较弱的情况下,阿尔法策略更为适用。新兴股票市场、创业板市场等都属于市场效率较低的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效率相对较低,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的确存在利用风险对冲来获取超额收益阿尔法的巨大发展潜力。本文旨在基于中国股票市场低效率的现状,通过对阿尔法策略的分析来研究其对中国股市的积极作用,从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制度创新与股票市场规范化研究

经过十年发展的中国股票市场，为解决原有制度缺陷而采取的进入、退出制度变革，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分析诱发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即原有制度缺陷入手，讨论制度变迁要达成促进股票市场规范化发展目标将面临的挑战。     

浅析中国股市投机行为

由于发展时间短,市场体制不健全,居民习惯等因素,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着较严重的投机行为,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利益和股票市场发展。本文从我国股市投机行为的表现、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抑制投机行为的策略和建议,从加大上市公司监管力度和加强投资者教育入手,改善投资者结构,规范和引导中国股市健康稳定发展,减少投机行为。     

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信用风险的比较

我国股市近几年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各个主体—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到监管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用缺失,从而导致了投资者对股市信心的丧失。如果不消除股票市场的信用危机,那么投资者对内地股票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信心就难以恢复。信心不恢复,股市就没有活力,就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内地股票市场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信用危机和投资者信心危机这两个方面,而信用危机和投资者信心危机分别是由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和股票市场自身结构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股票市场信用风险问题是我国股市健康发展的关键。     

QFII制度引入中国股市的分析探究

中国股票市场成立至今虽经历时间较短,但也颇具特色,发展迅速。其中QFII制度的引入起到关键作用。本文从QFII的基本理念、发展历程入手,重点分析其对中国股市产生的影响,旨在希望激发对QFII在中国将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的思考。     

股票流动性与中国企业创新策略:流水不腐还是洪水猛兽？

中国情境下股票流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激励机制还是压力机制占主导地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分类专利的申请、授权、终止数据研究发现:一方面,股票流动性使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能通过实质审查的授权增长极少,说明申请质量明显下滑;另一方面,股票流动性使创新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授权显著增加,且这些专利拖累了企业盈利表现,法律效力提前终止的数量也明显更多,揭示企业实际上是以“策略性创新”来应对资本市场压力,加剧了“专利泡沫”问题。分样本检验发现,“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策略集中体现于民营、传统行业及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少的企业。稳健性检验替换关键指标构造和模型估计方法、构造工具变量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前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启示,金融制度设计应防范资本市场压力对企业创新的“意外伤害”,更好地实现“以金融助实体、以改革促发展”的目标。     

政府职能转型与媒介效应述评——以电子政务为例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政府职能正加速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电子政务在各级政府部门方兴未艾。媒介产业日益融合的今天,电子政务立足于互联网平台,涵盖了微信、微博、各类手机APP等多种媒体形式。完善的电子政务服务有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当前电子政务媒介效应经验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AHP）、结构方程法（SEM）、因子分析和DEA方法,但这些方法在指标体系选择和测评方法的适应性方面还存在不足,努力构建普遍适应的、数据可获取性强的电子政务媒介评价方法体系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方向。     

邓小平资本市场理论及其实践

邓小平关于证券、股市的论述,为中国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股权分置、上市公司结构不完善、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所占比重仍然偏低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资本市场发展创造条件,积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稳定发展。     

试论我国预算管理体系建设

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国预算管理改革已初显成效，政府预算透明度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财政管理必然带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性”特征，因此，建立透明的预算管理体系非常重要。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加强与完善

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政府表现出管得过多的特征,即监管越位现象;但在一些极为重要的监管内容上,政府监管并没有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又同时表现出监管缺位现象。因此,应该实行证券市场监管市场化,消除监管"越位";完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消除监管"缺位"。     

金融市场须有创新性突破

黄泽民委员是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与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深入,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独到的见解,十年来,他在＂两会＂期间提交的数十个提案中,有多个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比如：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议尽快推出股指期货、促进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建议尽快建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关于适时推出国债期货的提案等。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他又提交了四个金融方面的提案。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独家专访时,针对目前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的若干现实问题,他建议：监管层应考虑解除对证券公司过于严格的管制,推广对券商业务监管的备案制度,推进中国证券公司金融产品创新业务;由政府高层主导,社会保障、财税、金融监管、发展规划等多部委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操作层面共同推进养老金入市;创建环形清算借贷系统,在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和股权融资等传统融资方法之外,为中小企业融资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服务模式和长效机制;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尽快推出利率衍生品,优先发展国债期货,建立包括发行市场、交易市场和利率风险管理市场的债券市场     

政府扶持与中小银行发展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政府在中小银行发展中的作用定位问题。首先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小银行要想获得长足发展 ,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 ,有效发挥政府对市场机制的“拾遗补缺”作用 ,矫正“市场失灵” ;其次 ,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 ,要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就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 ,作为市场竞争弱势群体的中小银行的发展迫切需要政府予以适当的扶持 ;第三 ,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中小银行在产权、管理等制度安排上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需要政府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stock market reforms on IPO under-pricing in China: The certification role of underwriters

We examine how stock market reforms in China impact the certification role of underwriters in reducing substantial IPO under-pricing. In a broad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is seen as crucial but such is the scale of IPO under-pricing in China that it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continued growth in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ollowing the important 2001 IPO system reforms, however, underwriting activities grow and it is our contention that this facilitates the substantial growth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wider economy thereafter. To show how and why underwriter activity is and continues to be important, we examine the experience of a near-population sample of Chinese IPOs over the period 1995 to 2007 using an approach that comparatively analyses the underwriting process pre- and post-reforms. In particular, we focus on underwriter reputation and, in this neglected area, discover that reputational impact is important when reforms open the listing process to ‘market’ solutions to increase both market liquidity and depth.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outcome has been successful and which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tock market reform generally and IPO system reform specificall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ding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transition count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rescuing bearish market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Focusing on a pre- and a post-intervention perio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uccessfully rescued bearish markets in China and led to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institutional trading strateg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 observe that following an intervention, institutio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long-term stock market regulations, whereas individual investo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rules related to their short-term interest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 credible signal from the government can be helpful in creating a positive outcome in the market (Bhanot & Kadapakkam, 2006). The findings are important to the current debate regard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markets in other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s well a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有限政府与财政服务均等化

市场经济要求公共财政能够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物品,然而,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等原因,公共供给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本文以政府介入公共品供给模式作为逻辑分析起点,认为要解决这些矛盾,实现财政服务均等化,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是关键,同时还有赖于其他相关制度的跟进及完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