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创新型企业高管特征与R&D投入行为研究——基于高阶管理理论的分析

本文基于高阶管理理论,选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2年间的研发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小创新型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R&D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平均受教育水平、平均任期和职业经验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离职组高管持股与R&D负相关,具有"离职效益",而非离职组高管持股与R&D正相关。此外,本文发现政府支持达到"刺激效应",中小创新型企业盈利能力、政府补助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成长性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论文最终对中小创新型企业团队建设、政府监管、政府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实践建议。     

科创型企业融资行为与研发绩效研究

科创型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创型企业的成长需要金融支持,其融资行为与研发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实证研究表明:(1)资产负债率低对研发绩效的影响显著正向,而且对研发投入也有积极影响;(2)公司主要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绩效之间呈现显著正向关系;(3)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有正面影响,但对短期研发绩效的影响不显著;(4)企业规模无论对研发投入还是研发绩效的关系均呈现显著负向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股权融资体系建设,发展风险投资等机构投资者,重视科创型企业核心管理团队的正向激励,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的环境等政策建议.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近年企业违规案件多发,各界予以高度重视.本文以2012—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违规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会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较强的环境下,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会减弱.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高管海外学习背景,高管海外工作背景对于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高管海外背景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提升公司聘请"国际四大"进行财务报告审计的概率,由此对企业违规行为产生影响.以上结论为预防与治理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高管年龄和学历对IPO抑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信息理论,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投资者通过分析这些特征而做出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IPO抑价水平。本文以IPO公司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和平均学历为研究视角,以2011-2016年沪深A股IPO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平均年龄和学历对IPO抑价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和学历均对IPO抑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高管财务背景、组织冗余与创新投入

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9年财务数据为基础,研究其内部高管人员具有财务背景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作用,同时由于高管人员具有财务背景时,对组织冗余的辨识能力更强,因此也分析了组织冗余对高管财务背景和创新投入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高管人员中具有财务背景的越多,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组织冗余中已吸收冗余对高管财务背景和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起到抑制调节效应,未吸收冗余对高管财务背景和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起到加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个人特征研究内容,丰富了组织冗余理论,拓展了企业创新因素研究,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团队中垂直对特征影响企业捐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捐赠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董事长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存在性别差异、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大于董事长、高管平均学历大于董事长时,企业的捐赠水平更高.但任期垂直对差异和专业背景垂直对差异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却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优化企业捐赠决策,完善高管团队构成以及丰富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始经理人、管理层股权分散度与研发决策

本文将创始经理人与一般经理人、股东区别开来,并利用研发决策这一典型的风险决策来分析检验创始经理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文章指出创始经理人不同于普通股东与经理人,对企业的风险行为有着特殊影响。对于创始人仍为管理层的企业而言,创始人比例、管理层的股权分散度以及创始人是否担任企业CEO都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中小板上市企业数据的实证表明:1)创始经理人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2)高管团队持有的股份越均匀,创始经理人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越小。而创始人担任CEO则会进一步抑制研发投入。文章将创始经理人纳入公司治理的研究框架中,并为企业研发投入的微观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但基于双元创新视角,提高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对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3)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减弱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作用,但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本文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企业设置合理的薪酬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作用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是建设汽车强国的关键驱动力量,而政府补贴是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5－2020年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然后将高管技术背景视为一种重要的调节因素,分析高管技术背景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高管技术背景能够强化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后提出政府应加强财政补贴力度、完善补贴评价机制和企业聘任技术高管等建议。     

商誉减值存在同伴效应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分别探究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与分析师的外部治理会显著削弱商誉减值同伴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则会显著增强商誉减值同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和职能背景的差异越小,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商誉减值同伴效应的削弱作用越强。     

跨国研发投资与区域创新的关联性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作为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也对所在地区域创新体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影响.运用定性方法从区域层面,产业层面以及研发投入与创新人才的角度,研究跨国研发投资与区域创新的关联性.并提出如何将跨国研发机构楔入区域创新,使之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资源的建议.     

校友关系与企业创新——基于PE管理人和高管的关系视角

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PE)管理人与企业高管的校友关系对被投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PE管理人与企业高管的校友关系会促进被投资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两者的校友关系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创新需求的行业、民营企业、PE投资规模大的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加明显。通过影响机制检验,我们发现PE管理人和高管的校友关系通过缓解被投资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从校友关系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个人层面的PE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企业和PE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关系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前置动因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视角

为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前置动因.并以2011-2013年连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团队的自然特征、教育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学历水平和社会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而女性比例、工作职称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高管特征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之一.     

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并购绩效

近年来,高管外部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探究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决策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指标。基于社会网络和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对企业并购决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密度越高,高管成员之间的沟通越有效,公司并购绩效越好。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当并购的复杂度和风险较高、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高管任职时间较短时,高管团队网络密度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密度高的企业并购后,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优于其他公司。     

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并购绩效

近年来,高管外部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探究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决策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指标。基于社会网络和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对企业并购决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密度越高,高管成员之间的沟通越有效,公司并购绩效越好。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当并购的复杂度和风险较高、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高管任职时间较短时,高管团队网络密度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密度高的企业并购后,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优于其他公司。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银行创新能力关系研究

本文借鉴"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思路,以2002～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特征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银行创新能力与高管团队学历间呈正相关性;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间均呈倒U形关系,并分别存在关系"分水岭",即年龄为50岁和任期为7年的时候。银行高管团队特征影响着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在分析和培育银行创新能力时,有必要考虑银行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     

财税支持、公司治理与创新绩效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穿透性"视角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支持作用,但是部分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的"短视"甚至骗补、骗税问题直接影响了财政支持的政策效应。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财税支持、公司治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可能对财税支持效应的正面调节作用;然后,基于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正面影响强于税收优惠政策;董事会独立性和高管团队教育水平越高,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成员越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越大,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就越好;高管团队具有研发背景和管理层持股对财税支持的影响产生正面调节作用,显著增强了财政补贴资金的创新支持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第一,要坚持和完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事中事后监督,提升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第二,要优化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建立动态监督机制,适度提高对企业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力度,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第三,要引导和推动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实施股权激励和管理层持股计划,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有效激励和约束。     

道不同可相为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

本文使用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视角，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越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其中制度性烙印和经验性烙印的差异在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选择时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具有差异化背景的高管团队会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渠道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愿。第三，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上述结论的启示：企业应提升高管团队的多元性，充分利用高管的差异化资源优化企业战略决策；企业应重视对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政府部门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