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主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10年对1595个衣民的调查数据,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度对其参保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农民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保的可能性就越高;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对其参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了解对其参保有促进作用,农民对制度越了解,越倾向于参保...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中的阶层逻辑——基于客观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视角，将农户社会阶层进行了二阶解构，划分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探讨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中的社会阶层解释逻辑。而后基于CFPS2014～2018共计三期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农户社会阶层的主观层面与客观层面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其客观阶层位置与其阶层的主观感知是相分离的；第二，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只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正向影响，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则并无影响；第三，农户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在农户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过程中，其对土地流转行为的边际效应将呈现出“先正后负”的面貌；第四，相较于居住于城镇的农户，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农户更容易受到“恋土情结”的影响，使得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拐点有所降低。据此，提出若干对策，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306户农民家庭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2年辽宁省沈北新区306户农民家庭的问卷调查,利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结果表明: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偏低;年龄越小、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越高、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负担越轻及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满意度的相关政策建议:建立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重视和发现新农合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加大对新农保个人账户的宣传力度等。     

从农村走向城市,迁移者会更幸福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从农村走向城市,乡城迁移者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关系到自身福利还关系着我国城镇化进一步的推进以及质量的提高。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发现,分析乡城迁移对迁移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需要考虑迁移者城市户籍获取情况。未获取城市户籍的乡城迁移并未显著改变迁移者幸福感,而取得城市户籍的乡城迁移显著增加迁移者的幸福感。通过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差异分解发现,取得户籍的乡城迁移者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主要是由于收入效应、机会不平等、对未来经济社会地位预期、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因素引起的。     

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动与股市关系的实证分析

美国收入分配自1980年代出现了加剧不平等的趋势,塞斯等人利用税收资料建立一个长期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时间序列,利用其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考察收入变动与股市指数的关系,发现股市是造成收入份额增长的一个因素,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同时,通过对不同收入组别与股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发现收入阶层越高,其受股市影响程度越大,这也验证了收入越高其在股市中的投资比重越大,其收入增长来源越多地依赖于股市。通过时变参数模型度量了股指对收入份额的弹性系数的动态过程,发现自1981年开始弹性系数略有上升,其原因可能与税率下降及投资热情有关。     

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与消费行为

为厘清社会阶层与消费行靠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提出把认同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认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形成的连续体构建了个体的消费行为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桥梁。本文使用CGSS2003中的相关数据，证实了职业阶层、主观阶层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在职业阶层一定的情况下，阶层认同依旧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证明了认同与消费行为和阶层之间的关系，为厘清消费和阶层关系做出了贡献。     

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基于社会分层的视角,对于和谐社会的定义则要求各个阶层在社会内部和谐共存.由此可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就是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而在各个阶层当中中间阶层对构建和谐社会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我国中间阶层的现状来看,要构建和谐社会则迫切的需要从各方面壮大中间阶层的力量.     

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榆林市的微观样本

本文基于对陕西省榆林市市民随机发放的问卷调查结果,综合各方面因素合理选取相关变量,运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和Heckman两步估计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参与意愿以及愿意支付价格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参与补贴会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与意愿;工作和收入越稳定、收入越多、患有慢性病种类越多、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对长期护理保险更了解、更期望正式养老机构照料老年生活的人群更愿意参与长期护理保险;但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慢性病患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并不高。另外,参与社会及商业医疗保险状况对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具有正向作用。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本文结合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突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业增收路径研究。引入时间投入效用弹性的理论分析部分表明,农业保险通过影响农户获得感(效用)强化择业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引导农户作业行为推动产业增长,是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实证结果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业增收效应呈现近乎线性的凸性增长模式;单位农户的保障金额越高,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也可能越高;公共补贴和农民自缴保费均会提升农民收入,但农民更关注自缴费用的利得;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增收的内在机制具有异质性,生产技能、经营规模在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中弹性最大,农业保险产业增收是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弹性系数小于中部和东部。     

财政支农资金效用实证研究——基于对山东省财政支农支出效用调研的分析

一、研究背景山东省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三农"问题是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山东省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财政支援农业资金总量大幅度增加(如图1所示),这对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山东省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实际效用如何?作为财政支农支出受益者的广大农民更具有发言权,为研究此问题,本文运用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方法,向各地市的农民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山东省农民对财政支农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并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虽然对农民满意程度的调查是一种主观感受的调查,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但村民本身主观感     

利率走势、财富异质性与贫富差距——基于资产结构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全球利率长期下降以及负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影响贫富差距。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异质性模型,并借鉴消费恩格尔系数设计了衡量财富结构的“投资恩格尔系数”,即货币性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与消费恩格尔系数相似,收入越低和财富越少的阶层,投资恩格尔系数越高。在异质性资产结构下,当利率不断走低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富人的财富会大幅升值,穷人则相对较难受益,导致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货币宽松、利率走低尤其是负利率引发的贫富差距恶化问题。本文搜集了57个国家4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较为显著地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的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2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城镇化和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化程度越高,农民收入就越高.同时,还发现,我们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整体综合素质还很低,农民自身素质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还存在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政府应当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这两方面入手,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金融包容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以1996-2015年黑龙江省数据为样本,用金融包容指数测度其金融包容水平,构建VAR模型分析黑龙江省金融包容对农民增收的影响,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运用协整检验说明二者的长期、短期关系,再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讨影响趋势及影响程度。同时,构建回归方程探讨金融包容各维度指数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水平是农民增收的格兰杰原因,无论短期、长期,金融包容对农民增收均有较显著正向作用,且影响的冲击力较大,影响趋势为"先急后缓,渐进平稳"。在影响过程中,各维度指数的贡献度为:可接触性维度>渗透性维度>使用效用性维度。因此,应建设扶贫式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包容水平,来促进农民增收,实现精准扶贫。     

中国农业信贷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级地区1993-200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农业信贷与农民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调整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业信贷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农业信贷与农民工资性收入之间均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这两种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短期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分地区进一步考察后发现,不同地区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效应和短期调节效应不尽相同。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应该深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建立农业信贷资金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     

中国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ECM模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中国通过金融体系对农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贷款投资。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8年度的农业贷款和农民人均收入数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贷款投入量有着必然的联系。长期内: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贷款投入量两变量存在正相关的协整关系;农业贷款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原因。短期内:由于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使得短期的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并无明显影响。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改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扩大农业贷款长期稳定投放,进一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同工不同酬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研究

员工同工不同酬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内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时,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流动意向,但是否流动还会进一步考虑流动成本以及就业率,当预期收益与迁移成本的差额大于原有企业的劳动报酬水平时,会选择流动,反之,则不流动。就业率的高低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就业率越高其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驱动因素——基于吉林省长春市的调查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虽然已有多年,但基于居民个性特征的研究却不多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采用吉林省长春市的调查数据,综合探索城市居民的个性和社会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的包容特征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归属感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从研究结果中也可看出,文化的魅力在于其独特性,在打造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也应致力于对包容等文化的塑造,从而在构建区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幸福感理论,有效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住房支付能力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考察住房支付能力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住房支付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住房支付能力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经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是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渠道。鉴于此,政府应通过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措施,提升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居民主观福利。     

互联网消费金融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研究——基于信号传递和重复博弈的视角

采用博弈论的方法——信号传递模型和无限重复博弈模型,对互联网消费金融中由于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结合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自身特点,引入信用共享机制,分析得出了不同参数变化对博弈均衡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单次贷款的利率越低,单次信贷额度越低,低收入消费者的伪装成本越高和对消费者违约的信用惩罚越重时,可以有效地防止逆向选择的发生,使信用贷款流入高收入群体;而随着信息共享程度越深,消费金融服务的频次越高,由消费者主观意愿导致的道德风险就会越低,互联网消费金融活动开展就越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