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三四线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辽阳市为例

2008年以来,辽阳市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加速特点,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先升后降、逐级下行。调查显示,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是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负担加重,居民储蓄率将延续下降走势。居民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增速回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然不可持续。建议引导优化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使储蓄、投资、消费更好地匹配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特征事实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探讨了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以及居民储蓄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研究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增速最快．而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同期水平;从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来看：居民储蓄始终是国民储蓄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居民储蓄倾向却增长明显,从而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基本稳定。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减税政策在“扩内需、促消费”中的局限性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宏观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直接受到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企业部门及其影响下的储蓄率上升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下降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比重下降的劳动报酬份额萎缩,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好。尽管税收政策对居民负担具有一定影响,但并不发挥主要作用。应客观看待政府收入份额对于居民收入比重的影响作用,避免实践中对减税政策的过度使用。     

中国的居民收入：被忽略的低消费之解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促进消费、平衡经济增长。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消费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很低、且不断下降，对此普遍的解释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养老、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中国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本文发现，储蓄率的增加只是消费占比下降的次要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工资、投资收益和政府转移支付在内全面减少。金融业的不发达又限制了企业从银行获得营运资金贷款，这是造成工资和投资收益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众多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会影响国民储蓄率,由于部门边际储蓄倾向的不同,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对于居民部门在总体分配格局中占比的上升会提高国民储蓄率,造成事实上的"国富民穷"。本文利用1978～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所引发的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收入分配格局受制于巨大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制度约束下,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能够很好的解释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而政府储蓄行为的变化对近期国民储蓄率上升具有重要的解释力。本文的估计结果对替代性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变量的选取、估计方法的选择及样本区间的选择都是稳健的,由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储蓄效应非常显著。     

我国储蓄和投资近年来的变动趋势和特点:基于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储蓄和投资近年来在数量和结构方面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点,并探讨其原因及涵义.国民储蓄率大幅提高的原因,是企业、居民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储蓄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投资的部门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企业投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占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而住户投资的占比有所提高.企业的资金缺口率扩大,表明企业投资需要外源融资的程度显著增强;住户仍是最主要的资金盈余部门:政府由资金短缺者变成资金盈余者,成为资金的净供给者.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直接融资的地位逐渐提高,融资结构有所改善,但考虑到股市的非正常因素,上述趋势是否持续并不明朗;保险公司在媒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经济增长目标驱动投资吗?——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样本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发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绩效,本文考察政府目标实现经济增长绩效的渠道和机制,提出经济增长目标驱动辖区投资增长的理论假说,并采用2001-2016年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地区投资显著上升约0.44%。这一发现在采用不同的核心变量度量指标、回归样本和估计方法后依然稳健。本文还发现,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了目标驱动投资效应的异质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增长目标推动辖区投资增加的边际效应下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更有效地扩大了辖区投资。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储蓄率走势的研判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储蓄率与其它国家或其历史情况相比都处于十分低的水平。个人储蓄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由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10％逐渐下滑至2005—2007年间的不足2％。但随着危机的不断演变，居民储蓄率也有所回升。2008年5月至2009年8月期间，居民储蓄率平均达到4％。通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居民储蓄率上升是比较正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势头和延续时间都可能超出危机带来的影响本身，并有可能扭转1985—2005年以来的长期下滑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去推动储蓄率走低的因素目前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财富效应由正效应转变为负效应。其它因素还包括个人信贷环境的紧缩以及实施财政约束政策造成的政府转移支出的减少等。假若美国财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实际利率的上升预计仍将推动居民储蓄率不断走高。     

基金热销背后的思考

(一)正面效应 1.分流了储蓄存款,减少了集中支付的风险.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居民储蓄存款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6%,居民购买基金可拓展居民投资渠道,适度分流一部分储蓄存款.目前我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购买基金也是一种投资,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     

内蒙古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

从历年反映人口结构的相关数据中,发现内蒙古的人口结构在逐渐变化,劳动人口对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率逐渐降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率却逐渐提高。内蒙古人口年龄结构类型逐步进入老年型,而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85-2012年的相关变量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等一系列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对内蒙古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居民储蓄率的实证分析中,首先验证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不考虑人口结构的改变,得出影响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收入,也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内蒙古当期的储蓄现象。然后又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建模,得出的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而且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远大于收入。长期来看,由储蓄率、收入增长率、负担少儿系数和负担老年系数这四个变量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     

一个有远见的税收制度应当关注未来的税基——特朗普新税法的成本分析及政策建议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持续下降,政府税收收入也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特朗普新税法的实施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导致政府税收损失远超预期。然而,新税法实施后,美国企业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改善。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效率主要取决于税基而非税率,美国政府应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增加对企业投资和研发投入的激励,从而扩大税基,实现经济的长期改善。     

美国税收递延型企业年金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税收递延企业年金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以美国税收递延企业年金为研究对象,运用序数效用理论和消费者均衡,结合风险因子、工资、缴费期限等因素,分析其微观经济效应;进而根据美国的所得税率,测量各模式的收入积累效应,以及对工资、投资收益、缴费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对比度量各参数值对个人积累值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现行的免除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 EET 税延方式是最优的,参加税延型企业年金计划可增加个人积累;缴费年限对退休后积累值的敏感性最高,投资收益率、工资依次次之,缴费率不敏感。由此,结合我国情况建议采取 EET 模式,延长缴费年限,降低门槛和放宽投资,建立法律审查机制。     

Determinants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terminants of savings generally and the specific effects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savings and consumption are pivotalforces i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Hall hypothesisstates that consumption is a function of lifetime ("permanent")income, rather than income in each period independently. Changesin interest and tax rates, money supply, or government expenditurewill affect permanent income and hence consumption and savingsonly if they are unexpected and thus not already incorporatedin the estimation of permanent income. We are unable to rejectthe Hall hypothesis in tes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n weallow for varying interest rates. We do find evidence of a negativeeffect of inflation on consumption,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real interest rate and consumption. The evidencefor the Hall hypothesis also suggests that Ricardian equivalencemay be valid—this is Barro's hypothesis that the effecton savings is the same whether government deficits are financedthrough taxation or debt. Our preliminary testing, however,does not support Ricardian equivalence.     

Human capital and optimal positive taxation of capital income

This paper analyzes optimal linear and non-linear taxes on capital and labor incomes in a life-cycle model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inancial savings, and labor supply with heterogenous individuals. A dual income tax with a positive marginal tax rate on not only labor income but also capital income is optimal. The positive tax on capital income serves to alleviate the distortions of the labor tax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optimal marginal tax rate on capital income is lower than that on labor income if savings are elastic compared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substitution between verifiable and non-verifiable inputs i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s difficult, and most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re verifiable so that education subsidies can directly reduce the tax wedge on learning. Numerical calculations suggest that the optimal marginal tax rate on capital income is substantial.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基于消费-收入生命周期的中国人口红利测算及国际比较

以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与NTA 消费水平和劳动力收入数据为样本,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起止期,比较美国、日本、韩国、法国与澳大利亚等代表性国家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与人口红利消散后的经济增长。结果显示,在人口红利消散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时代。中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同样面临有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需调整人口政策与劳动保障政策。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效益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目的是增加固定资产 ,应考察投资和增加固定资产的关系 ,其宏观指标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项目建成投产率 ;固定资产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国民收入 ,应考察投资和增加国民收入的关系 ,其宏观指标为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系数或投资系数。我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七五”时期比“六五”末不断提高 ,“八五”较为平稳 ,“九五”开始回升。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系数“六五”以来较为平稳 ,“八五”较高 ,“九五”下滑幅度较大。应采取多种措施 ,不断提高投资效益。     

2014年二季度吉林省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及预测

从二季度区域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我省工业生产总体增速放缓,全省多数市/州工业出现下滑,民营经济显著回落,工业用电和铁路货运持续低位运行;三大需求全面回落,消费需求回落至中低速增长区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明显,净出口增速持续收窄,外贸形势较为严峻;劳动力市场低位运行,就业和用工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但企业一线用工情况有所改善;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收入减速和支出加速并存;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加大,商品房销量下滑显著,库存压力不断加大,商品房价格环比持续下降;消费者价格指数小幅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低位企稳。从金融运行情况来看：各项贷款增速略有回落,受临储粮贷款投放减少影响,短期贷款增势放缓,中长期贷款增幅回升,单位中长期贷款呈增长势头,单位固定资产贷款强势增长;二产贷款增速、增量占比均有所提升,但信贷集中投向三产的格局并未改变;分企业规模类型看,小型企业贷款同比显著增长;单位存款增速持续放缓,存款定期化趋势增强预示宏观经济偏冷;居民投资结构有所调整,理财产品发放导致储蓄存款分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