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基于四大区域及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帕累托式的信贷区域配置对协调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对信贷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宏观经济严重依赖银行信贷,但信贷配置效率差强人意;信贷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省际层面而非区域层面.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大区域之间的信贷配置效率并无实质性差异.省际层面上,信贷配置效率差异非常显著,西部大多数省份和东部的浙江、江苏对信贷依赖程度较大;东部的上海、广东因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而降低了对信贷的依赖;中部和东北的信贷配置效率较低且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互联网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采用面板VAR方法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互联网金融发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区域影响为正,在东部地区影响为负,且东北地区的边际效果最大;从贡献率上看,中部和东北地区贡献率较高。     

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2年的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数据,对其效率均值进行排名;并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科技金融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趋势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呈现U形走势,主要是依靠东部地区带动,而西部地区效率值差异明显;2006—2012年全要素科技金融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上升了2.6%,引起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通过区域分析发现,三大区域的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增长高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的变化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2年的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数据,对其效率均值进行排名;并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科技金融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趋势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呈现U形走势,主要是依靠东部地区带动,而西部地区效率值差异明显;2006—2012年全要素科技金融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上升了2.6%,引起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通过区域分析发现,三大区域的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增长高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的变化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差异研究——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2年-2007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增，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这说明在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提升对策研究

本文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确定权重,利用人类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对2008～2017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检验和Kernel密度函数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动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整体呈现东部、东北、西部和中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省域间发展差距较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超过83.9%的省份存在高高、低低的"俱乐部"特征。分区域来看,整体和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集聚于中低水平,存在"双波峰"两极分化现象,中部地区发展波动性较大,西部地区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本文结论能够为统筹各区域普惠金融协调发展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参考。     

中国各省金融包容性指数及其测算

对于一个地区金融包容性水平的测算,已有不同的指数方案。本文在比较不同方案的基础上,利用Chakravarty和Pal指数方案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7~2012年间金融包容性水平及其变化,实证发现,期间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都有进步,尽管进步程度不一;各个省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相差悬殊,在地区之间表现为东部居高、西部居中,而中部居下,各个省份金融包容性水平提升空间和潜力也各有差别。提升中国各省的金融包容性水平,要处理好战略与对策、全局与重点、长期与短期、传统与创新、市场与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关系。     

中国区域技术效率的差异及其原因探究

将技术要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随机前沿模型,对2003~2011年中国不同区域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并重点分析造成区域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我国平均技术效率水平稳步上升;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平均技术效率水平最高,高出中部地区约3.04%,高出西部地区约7.87%,且三大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差异呈现收敛趋势;科技投入、高科技产业规模、人口素质、经济外向度和地方保护是当前导致区域技术效率差异的关键因素。     

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生态化——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可持续三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四个维度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基于200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自治区,下同)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生态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生态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逾八成,但区域差异较明显。由东至西,绿色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生态化、技术进步的促进力度均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态势;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则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态势。最后,文章提出应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引导绿色金融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领域聚集;完善绿色金融评估、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等绿色金融配套制度建设,降低绿色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充分发挥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快速发展。     

FDI生产效率、配置效率的非对称性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

不同用途之间的生产与配置效率的对称即能实现资本的帕累托最优。基于此理,本文对中国FDI生产与配置效率的区域特征及其区域经济收敛含义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发现是:(1)我国FDI边际生产效率从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依次递减;FDI区域经济贡献则按中部、东部、东北和西部依次递增。(2)FDI促进了中部向东部经济的收敛,但继续拉大东北、西部与东部之间的经济差距。(3)四大区域作为整体,具有较高的FDI配置效率,但区域间并无显著差异。(4)FDI配置与生产效率呈非对称性特征:除中部之外,其它三大区域FDI配置效率均不显著且与生产效率不匹配。基于区域间FDI配置与生产的对称性目标,本文提出优化FDI区域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收敛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通过解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依据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个方面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空间溢出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一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与本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邻近省的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发挥数字金融作用、加强省份间的交流与合作是进一步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     

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研究

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已经从各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差异对实体经济增长、技术成长过程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冲击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成为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本文建立了系统评价区域金融结构的指标体系,并选取其中重要的指标比较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差异,其结论是: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金融结构具有市场导向的程度已经远强于中、西部地区,基本向银行导向和市场导向并存的金融结构过渡;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还处于银行功能和市场功能双弱的状态,基本不具备市场金融功能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我国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更显著；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但对乡村影响不显著。     

中国区域金融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经济学FC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结合空间经济学非对称FC模型的理论,构建区域金融差异影响的实证模型,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东部和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中部区域金融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却会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出现衰退现象。另外,劳动力要素、政府政策支持和科研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量方法改良的基础上,对中部六省2005~2013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05~2013年的近十年间,中部六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且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都没有出现0值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2005~2013年,湖南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部六省当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河南,但河南在中部六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从分析中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看：农村人均收入、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数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普惠金融政策、当地信用环境等是造成六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与FDI的挤出效应机制研究

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上看,若东道国没有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较高,FDI会凭借其在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若东道国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较低,FDI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利用我国1978-2006年的省份数据和面板分析方法,通过分析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挤出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较高金融发展水平是降低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从而产生挤入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     

互联网使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证

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的融合使用为缓解金融排斥带来了机遇,对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测度了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层面上,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东部与中部地区次之,且异质性分析的结论证实其具有普惠性特征。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果仍然显著。微观层面上,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信贷可得性,且提升效应在农村与城镇居民间没有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决策部门加快推进"互联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启示。     

中国区域金融和谐指标体系构建及和谐程度评价

对于地域广阔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区域金融和谐发展问题尤为重要。从金融和谐前提、金融和谐状态与金融和谐效果三个层次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金融和谐程度较高,中部与西部地区金融和谐程度有待提高,需要从提高金融资源水平、优化金融组织结构与健全金融发展功能方面增强金融和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