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我国发达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论文测度了广东省20个地市2015～2018年间的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门槛回归和面板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每提高1%,贫富差距会缩小5.5%,且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减贫的边际效果会逐渐减弱。2.分地区看,只有粤东地区存在门槛效应,其中普惠金融发展对粤北地区减贫作用最强,粤西、粤东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没有起到减贫效果。根据上述结论,得出推进金融机制改革、平衡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北大核心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启示——基于494户农户的微观调查

普惠金融在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减少农村地区贫困方面被赋予较大期望。鉴于此,本文对湖南怀化市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获取了全市13个县(市、区)部分宏观数据与494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微观数据。基于此,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是农村地区减贫重要手段,普惠金融发展不足成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阻碍。最后,文章阐述了本次研究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减贫的启示作用。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选用2009—2018年各省农村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测算2009-2018年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且具有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收效果还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不断深入,其增收及减贫的作用效果也逐渐凸显.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基于湖南省湘西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普惠金融主要满足贫困、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所以它的减贫效应被抱以很大的希冀。论文从微观层面出发,以湖南省连片贫困区湘西地区的30个县(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合适指标,测算其普惠金融指数,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湘西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较低,但呈逐年增长趋势。且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1.341,减贫效应明显。根据以上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能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建议，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普惠金融视角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议——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一、普惠金融视角下的金融扶贫 普惠金融视角下的金融扶贫是指使金融扶贫对象享有所需金融服务的权利,其金融需求能得到满足和尊重,并实现金融“造血”功能.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扶贫效率应从以下三个维度衡量:一是金融扶贫目标人群金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二是扶贫贴息精准度①提高,财政和信贷政策组合效用发挥;三是达到减贫效果,促进农民增收. 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单一、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农村金融需求还停留在基础阶段具有层次低、单一化的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