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安机关查处涉税案件的浅见

存在的问题一是办案程序混乱。为了适应公安机关对涉税案件管辖,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已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和税务机关各自的执法程序,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受理各种涉税案件,必须经过税务机关移送这一环节,这是必经的执法程序要求。但是从近年来的工作实践看,公安机关在受理涉税案件时并非如此,查处涉税案件中往往以群众举报而捷足先登,     

浅析行政诉讼有关原则对税收案件调查取证的要求

税法是属于行政法的范畴，税收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税务机关要想在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立于不败之地，则税务稽查案件的办理必须要符合《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对行政诉讼案件证据的要求。《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行政诉讼案件证据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办理税收行政案件时，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税务机关在对税收案件检查后，对纳税人作出补税、加收滞纳金和给予税收行政处罚的决定，必须是建立在纳税人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具体行为和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不能以其他东西为根据。要查清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案件事实，就必须先调查取证，并根据证据作出符合税收违法案件事实的结论。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原则，决定了税务机关“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先取证然后根据证据确定税收违法事实，最后才能依法处理。在税收案件的调查取证环节发生错误，则必然导致对税收案件事实定性错误，进而导致裁决错误。公民常说“凭什么说我犯法？我犯了那条法？”，这就要求税务部门在办理税收案件时，必须以事实证据来说明纳税人的行为或事实违反了税法，并定性违反了哪条税法。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突出强调了税务部门办理税收案...     

公安部、人行联合制定《关于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合作规定》

日前，公安部、人行联合制定了《关于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合作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公安机关与人行将按照“控制在先，打防结合，分工协作，依法办案”的原则，切实加强可疑交易线索核查工作的合作。人行负责将金融机构报送的涉嫌洗钱等犯罪的可疑交易线索按有关程序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并协助公安机关办理洗钱等刑事案件调查中属于人行职责的有关事项。公安机关负责对人行移送的可疑交易线索进行核查。     

试探司法审查角度下税务稽查案件的疑难点

<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由此，稽查局在查处税务案件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定作出相应的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而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如对前述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不服的，     

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思考

工伤,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执行职务而受到的意外伤害。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近几年来不断上升,成为行政诉讼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相对滞后,给案件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试从当前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及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司法审查两方面入手,进行粗浅分析。     

关于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几个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立是对刑事诉讼效益价值要求的回应,但现有的规定在适用率和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简化刑事简易程序的繁琐适用手续;适度扩大案件适用范围;增设新的案件分流渠道;细化现有简易程序的内容成为提高刑事简易程序案件处理能力的当务之急。     

中国银联防范欺诈 有效避险6000万元

2005～2006年上半年间，中国银联协助公安机关办理各类银行卡相关案件770余起，其中成功破案20余起。     

行政诉讼反诉制度的诉讼构造及创设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对反诉做出了排除性规定。该规定虽然避免了导入反诉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程序风险,但同时也保留了在行政主体诉权领域存在的规范漏洞。行政诉讼反诉主要是实体上具有平等法律地位主体之间的当事人诉讼,其实体法基础源于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结构。行政诉讼反诉以存在独立的诉讼标的为前提,在一般给付诉讼和确认诉讼中存在适用空间。建议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行政主体的起诉权与反诉权进行并置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通过诉讼类型或者案件类型对反诉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并对反诉的特殊程序规则进行明确规定。     

浅谈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提前介入制度

＂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办理的重特大案件,或者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重特大案件,在提请审查批捕和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参加侦查机关对案件的讨论,引导取证,并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一种工作方式。提前介入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受到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褒扬和认同。但是,＂提前介入＂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笔者就这一制度的法律依据、历史形态、存在利弊,结合检察院自侦案件的办理,谈一些粗浅认识。     

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 统计分析 ——以1694份判决书为样本

指定监视居住是一种以强制措施满足侦查需要的特殊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发展经验对于公安机关指定监视居住的完善,对于监察留置程序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1694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数量呈“山峰”形状,在2014年下半年达到顶峰之后迅速减少,办案级别主要为基层检察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主要为行贿受贿案件,适用理由主要为本地无固定住所以及办案需要,有五成多的嫌疑人被指定监视居住15天内,指定监视居住平均长达23.63天。其存在的问题是,指定监视居住未发挥替代逮捕的功能,一些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时间过长,且存在非法指定监视居住、非法讯问的问题。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案件范围的意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需要确立针对贿赂犯罪的特殊程序,对于满足办案需要的人身自由限制手段应当严格规范其时间限度、讯问程序。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