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金融危机前后对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探索了民营化改革在金融危机期间对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一般国有企业，经历民营化改革的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在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上升，尽管如此，民营化后的国有企业业绩表现依旧比一般国有企业更为优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改革能够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并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资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以及创新意愿，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此外，在金融危机期间，民营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在融资约束更小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说明融资约束的改变对民营化企业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金融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促成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问题。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创新的显著阻碍,而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区分创新路线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对独立创新或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阻碍作用,对产业链协同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独立创新,对协同创新没有显著促进。区分企业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的阻碍作用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尤甚,对大型企业或国有和外资企业影响较小;但是,金融发展对大型企业的促进却强于中小企业,同时对民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     

市场化程度、会计稳健性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产权异质性的比较分析

论文以2011-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稳健的会计信息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并进一步发现这种关系会同时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时,会计稳健性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而当企业所在地区市场程度较高时,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受产权性质的影响较小.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申请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相匹配,考察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竞争的加剧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在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激发创新活力。     

金融发展、预算软约束与企业投资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下,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是否存在并发挥作用以及影响这种作用发挥的制度性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但是,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扭曲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真实的融资约束,使得其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要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并且这种软约束的存在还减弱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产生了“漏出”效应。本文的启示为:在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如果要真正地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促进经济的发展,必须从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和硬化预算约束同时入手。     

参股保险业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参股保险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没有参股保险业的企业相比,参股保险业的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低;而且,参股保险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对于那些处于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里的企业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企业融资约束较严重的情况下,参股保险业可以帮助企业获取融资。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应用Almeida(2004)提出的融资约束模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6年期间5702个样本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和金融发展对现金—现金流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2462家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金融渠道获利双重视角出发，实证检验我国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无论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角度还是从企业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衡量企业金融化，均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融资约束、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在创新技术依赖程度、企业成长性、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资本结构方面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化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Laeven(2003)拓展后的欧拉方程投资模型,利用1999-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当前融资环境下,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临着一定的融资约束,而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使企业的融资约束得到有效缓解,但是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下降;通过进一步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发现,金融市场化虽然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Listing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IPOs and SOEs

China started to reform h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in 1990s. As a result of these reforms, some of the companies are partially privatized, while the others are fully privatized. The state kept certain profitable and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SOEs under state contro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ivatization progress, the listing requirements for those companies that are listed on two national stock exchang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ivatized companies.     

金融知识与小微企业创新意识、创新活力——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的实证研究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金融知识体现了小微企业主对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认知与决策、以及使用正规金融工具与服务的能力,因此将作用于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知识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表现为更重视创新的必要性与员工的创新能力,也有效改善了创新活力。这对相关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与开展面向小微企业主的培训,提供了积极的数据支持。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市场认知机制与信贷约束机制分别作用于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在市场化高、非国有经济发展好、金融市场化高的地区,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强而创新意识不强,金融知识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创新意识,即提升市场认知机制发挥作用;而在市场化低、非国有经济发展差、金融市场化低的地区,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强而创新活力不强,金融知识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创新活力,即缓解需求抑制型信贷约束的机制发挥作用。     

劳动力成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委托理财导致上市公司脱实向虚吗?——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

依据2008-2017年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与专利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委托理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委托理财规模与理财收益对公司业绩贡献的增加,上市公司总体上创新数量变化不明显,但创新质量却显著下降。对于不同的委托理财而言,上市公司购买银行与非银行委托理财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均为负面,但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却正好相反。两种类型委托理财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可能相互抵消,从而导致总体上委托理财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购买更多的委托理财导致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进行风险低的开发性创新,减少风险高的探索性创新。购买银行理财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机会主义创新,而购买非银行理财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消极创新。总之,基于企业创新视角的分析发现大规模和投机性的委托理财会干扰上市公司创新行为,导致其经营"脱实向虚"。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Ownership–efficiency relationship and the measurement selection bias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bias in the selection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ownership comparisons, which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firms being compared. Our sample includes 13 Canadi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commercialized and/or privatized between 1976 and 2001. To replace profitability measures and reduce biases, we propose the us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which provides for SOEs’ specificities. Overall, the results clearly support the view that privatization has no impact on a firm's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only positive impact being related to a change in the objectives of the firm while using profitability measur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aise the question of the validity of comparisons between SOEs and private firms when using profitability indicators. The potential bias in favour of the private firms contributes to a misleading image of the public sector being presented as inferior and inefficient. The use of more sophisticated measures, such a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suggests conflicting conclusions. This study also casts doubt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ivatization program initia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more specifically in Canada in which the main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 reform has been to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S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