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50个国家1997~2015年的年度数据,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汇率波动促进经济增长,高汇率波动抑制经济增长;第二,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弱化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且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存在异质性;第三,不同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波动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     

资本项目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在假设宏观经济、金融、制度及政策等经济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实证分析了1982—2003年22年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证明: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影响关系。中国资本流入变量与黑市外汇溢价即汇率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引资的质量,避免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边际递减效应,使资本项目开放、外资流入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地发挥推动作用。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索洛—斯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分析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金融开放后的经济收敛速度要大于封闭时的经济收敛速度,金融发展水平会促进金融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金砖国家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显示:用名义的AREAER指标、实际的EW指标和资本流动指标度量的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证券市场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会促进该经济增长效应,而银行业发展水平对该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汇率制度弹性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

本文以65个主要经济体1980—2021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生存分析法考察汇率制度弹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发挥危机缓冲器作用，提高汇率制度弹性能够使“突然停止”风险的退出概率增加69.7%，即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有利于缩短“突然停止”持续期，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更有利于其从“突然停止”风险中快速退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度能显著促进汇率制度弹性对“突然停止”持续期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三元悖论”中选择汇率稳定还是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货币政策独立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增强汇率制度弹性，同时审慎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从而更好地缓冲“突然停止”冲击。     

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资本账户开放度作为门限变量,以贸易开放度、总国内储蓄率和金融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新兴经济体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当资本账户开放度从低体制状态向高体制状态转变时,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投资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其他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显著到不显著.为此,应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合理确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保持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储蓄率,以及合适的金融发展程度.     

制度质量与资本账户开放: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我国1976—2007年间的资本账户开放与制度质量以及金融发展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作用于金融发展和金融脆弱性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在我国是存在的。并且,无论是制度合成指标,还是制度分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效应都为负,间接效应都为正。此外,金融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不足、制度质量不高,是现阶段抑制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的角度,应强调相关制度的重要性。     

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时变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DY溢出指数和LT-TVP-VAR模型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联动关系;资本账户开放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冲击的反应模式存在短期动态权衡规则,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反应力度更大;随着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资本账户开放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之间的互动传导渠道逐步畅通,且资本账户开放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存在互动强化效应,并对汇率产生叠加冲击;此外,汇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剧三者时变关系的复杂性与异质性。     

制度质量与资本账户开放: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我国1976-2007年间的资本账户开放与制度质量以及金融发展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作用于金融发展和金融脆弱性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在我国是存在的.并且,无论是制度合成指标,还是制度分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效应都为负,间接效应都为正.此外,金融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问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不足、制度质量不高,是现阶段抑制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的角度,应强调相关制度的重要性.     

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 ——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研究

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在刻画全球金融周期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调节效应的面板模型,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处于高波动率区制,即市场风险厌恶水平较高时,资本流动水平较低,浮动汇率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反之,浮动汇率政策调节效果减弱。因此在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充分关注全球金融周期波动状况。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的本外币政策：印度的经验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中,印度选择的是资本项目渐进开放、汇率制度有限管理、独立货币政策的中间路线。本文回顾了印度资本项目开放的历程,着重考察在此过程中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演变特征,以及政策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最后结合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金融开放能够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也具有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失衡和波动性增加的风险,而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其金融开放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58个国家及地区1999-2016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研究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流出以及总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本身有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失衡现象,并显著增加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风险,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失衡现象和波动性风险。因此,在扩大金融开放进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向和资本波动性变化,提高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匹配。     

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中的资本项目安排——基于国际经验的考察

主要先进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国际投机资本预期这一渠道,资本项目管制能深刻影响浮动汇率运行。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中的资本项目安排问题,本文将先进国家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看法是:在缓和汇率波动方面,资本项目管制意义不大,在增强货币政策效果和防范货币危机方面,资本项目管制有重要作用;鉴于货币危机威胁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过程中会持续存在,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阻碍不能低估;在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前,资本项目管制应该进一步得到加强。     

Ready for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impact of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on the long term volat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t estimates a system of thre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ean growth, volatility of growth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allows for the study of both, the impact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on volatility, as well as its direct impact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economies with low financial development fall prey to excess volatility arising from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while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itself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volatility and to the removal of outliers.     

通胀治理效率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分析

运用Malmquist指数和面板协整方法,测度了39个发展中国家在1995~2010年通胀治理效率,并分析影响通胀治理效率的宏观决定因素及渠道。实证结果发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治理效率并没有明显改善。在通胀治理效率的决定因素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自主性、汇率弹性、金融自由度等因素既影响政府决策效率,又关乎政策传导效率,从而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治理效率;金融发展因素则主要通过提升政策传导效率影响通胀治理效率;而经济开放对各效率指标的影响都不显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注重金融市场的培育并配套相应的金融监管从而享有较高的通胀治理政策传导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通胀治理效率应在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自主性的同时,提高汇率弹性。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In this article,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y employing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estimators for dynamic panel data from twenty-eight Chinese provinces over the period 1978–2008.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various measur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re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More specifically, the size and depth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household saving is found to have a negative, but in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we find that although several control variables show the expected signs, they are not alway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uman capital, openness to trade, and infl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