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及缓释机制检验

本文从人才竞争的角度切入,构建数理模型,分析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竞合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合中国2002-2018年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会抑制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和直接融资途径的完善,分别会通过降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人才竞争程度、增加实体经济部门的筹资渠道而改善上述负面效应.     

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我国1990-2014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拐点出现之前,政府支出增加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当越过拐点之后,政府支出继续扩大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政府支出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依然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同时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显著增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3)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趋于弱化,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存在抑制效应,这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而经济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支出的调节。     

违约与杠杆周期——一个带有救助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我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稳增长”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快速上升,但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并没有随企业部门杠杆的上升而显著增加。为了解释企业部门违约与杠杆的周期特征,本文在金融加速器模型(Bernanke et al.,1999)基础上,引入政府对企业部门的违约救助机制,建立DSGE模型进行讨论。进一步地,本文还通过一个不合意的去杠杆政策试验表明,忽略资产价格稳定(或者说金融稳定)前提下的去杠杆政策,反而会使企业部门的杠杆和违约率同时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最后,引入一个盯住预期资产价格的动态救助规则能够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信贷资源多维错配与金融稳定

本文聚焦我国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信贷资源多维度错配为切入点，选取2006-2020年省（区、市）际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表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稳定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信贷资源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活性三类错配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金融稳定、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本文选取2007—2018年的月度数据,采用具有时变性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对金融稳定、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杠杆在合理范围内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若超过临界值,其所带来的收益远小于风险成本,甚至会加剧金融波动、阻碍经济增长。(2)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负向交替作用关系:在经济危机时期,金融体系的稳定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复苏,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最后经济增速到达高峰阶段,金融体系的稳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立足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合理调控金融杠杆水平,构建稳健、高效的金融市场体系,对于促进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经济周期、信贷周期叠加贸易摩擦下的去杠杆路径

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趋稳,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去杠杆的重点仍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以及房地产、产能过剩领域。宏观杠杆率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稳态关系,稳杠杆应着力于合理把控债务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企业杠杆率的下降有赖于产权比率的降低、 ROE的提升和总负债增速的下降,通过提升创利水平来降杠杆是可取之道。信贷周期和金融周期均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经济下行期叠加贸易摩擦背景下,宽泛的去杠杆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去杠杆应注重杠杆资源优化配置,纠正杠杆错配,鼓励和支持好的合理的杠杆,降低落后的、过剩的、低效的杠杆,从而提高杠杆资源利用效率;去杠杆还应注重与监管周期协调,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发挥信贷政策导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效能。     

基于VAR模型下的金融发展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效果研究

本文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文章最后还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本文基于91个国家1983~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二元面板离散选择模型对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去杠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时,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会明显增加;(2)金融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均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杠杆波动程度的加大不仅会危害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具有比较确切的政策启示。首先,应考虑从防患未然的角度,前瞻性地加强金融杠杆的宏观管理,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出现过度杠杆化的倾向。其次,在危机后“被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采取循序渐近的策略,充分考虑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平滑操作,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杠杆急速下降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     

杠杆、房地产价格与金融系统稳定——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在为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问题。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构建金融稳定指标,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对房地产价格、金融稳定与杠杆在不同经济状态下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稳定性、杠杆水平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状态的转变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区制性特征,并且房价与杠杆的双向促进关系存在非对称效应。在目前杠杆高企、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推动经济会对金融系统稳定产生负向冲击。因此,应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合理调控,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去杠杆、释放风险和市场出清。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The Allocation of Aggregate Risk,Secondary Market Trades,and Financial Boom–Bust Cycles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08 start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market for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backed by subprime mortgage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mechanism aimed at explaining how a freeze in a secondary debt market can be amplified and propagated to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reby cause a recession. Moreover, we show why such a process is likely to be especially strong after a prolonged expansion based on the growth of consumer credit and endogenously low risk premia. Hence, our model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links between the real and financial sectors, and we show how it can help make sense of several macro‐economic features of the 2001–09 period.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model are heterogeneity across agents in terms of risk tolerance, a financial sector that allocates systematic risk efficiently across agents, and real decisions that depend on the price of risk.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银行和生产性企业的两部门增长模型,本文系统考察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并利用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2003-2015年地级市数据及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配置结构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两种效应,依次为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进而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情况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后,计量结果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了系列经验证据,且机制检验证实人力资本配置到金融部门有助于促进信贷规模扩张。特别地,反事实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将提升实体经济增长率约0.45%,而且贡献率随经济发展更加凸显。本文结论表明,应理性看待人力资本向金融部门的不断聚集,不以简单线性关系进行判断,要综合权衡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的相对重要性。     

基于资金循环流动视角的结构性杠杆与金融脆弱性——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基于资金循环视角,从杠杆率定义推导出资产收益率是连接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纽带,进而从理论上论证我国经济部门结构性微观杠杆率差异在于各部门之间的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依据该理论考察我国现实杠杆率结构,结果发现:当前我国一些部门与行业的现实杠杆率与理论分析相悖,造成了资金的错配,严重冲击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在保稳定、防风险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精准识别不同部门、不同领域杠杆率的性质,科学施策,避免“一刀切”的金融去杠杆。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a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texas banking declin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80s, banking difficul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exas.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of thes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terest has focused on whether an alleged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of Texas banks to extend loans hampere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tate. Using various measures of banking-sector activ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exas over the period 1976:I-1990:IV, a structural VAR model of the Texas economy is estimated.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measur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banking and real sectors of the economy. Our results indicate a strong effect from the real sector to the financial sector.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though, that the deterioration observed in the Texas banking sector contributed to reduced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