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改增”改革的政策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本文利用2011~2013年企业微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营改增"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由于存在进项税额"抵扣效应","营改增"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税负转嫁效应",导致试点地区企业人均销售额显著增加;试点企业有动机加大技术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不同行业间"税负转嫁"难易程度导致试点企业间投资、销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存在显著差异。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及盈利水平影响研究——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

"营改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在"营改增"初期,由于税率偏高、试点企业所属行业特点、会计政策和税务风险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上升的现象。文章利用我国现行"营改增"试点政策,结合会计规范,以在沪市上市的交通运输企业2011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为测算依据,对样本企业营改增后流转税、企业所得税和应纳税所得额的升降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在企业没有发生新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下,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盈利水平下降的结论。     

浅谈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的会计处理

作为推进增值税制度完善重要举措,增值税转型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在实务中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本文分别对购进不需安装固定资产、购进需安装固定资产、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接受投资转入固定资产、改扩建固定资产和自制固定资产等情况进行探讨.     

外资小贷公司试水额度结汇

2012年,外汇局在天津、辽宁、四川和北京率先实施外商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外资小贷公司）外汇资本金结汇改革。试点地区实施外汇资本金“额度结汇制”,有效地解决了外资小贷公司资本金结汇的瓶颈问题,提高了其资金使用效率,也化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辽宁省两家外资小贷公司成为全国首批受益企业,试点政策试行两年多来取得良好效果,为资本金意愿结汇的全面推广提供了先期经验。     

试点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

日前,外汇局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6号,以下简称《通知》）,在年初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再在天津滨海新区等16个国家级经济、金融改革发展试验区域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改革试点,以便利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与资金运作需要。     

满洲里口岸外商投资企业现状、问题及建议

一个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多少反映了地区涉外经济的繁荣程度,也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利用外资可以有效弥补地区发展资金方面的欠缺,还可以在扩大贸易、增加就业、改善产业结构、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满洲里市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形势和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存续周期短、设而不活、中途下马及悄然撤出等现象增多,通过201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年检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不容乐观。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地区特征及演变路径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已有文献较少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演变特征。因此,本文实证分析了1992年至200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演变路径与特征。分析表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东部地区占据不断增强的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劣势加剧,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     

上海率先开闸外资PE试点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PE）试点政策在上海率先开闸,意味着外资投资机构在中国直接投资打开了一条新通道,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也再迈出一步。日前上海市金融办等多家部委联合公布了《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国外养老基金、慈善基金、大学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外资PE,以及曾管理过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资金和在我国有三年以上股权投资管理经验的管理公司．给予试点企业资格。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影响因素分析与监管对策

调查显示影响近期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的因素日趋多样化,外方"资金池"收益调节功能日趋明显。本文基于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调研情况,对影响其利润处置方式的因素和应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管理和疏导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由免税政策改为退税政策后存货的税收处理问题

按国税发[1999]189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货物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的精神,老外商投资企业(即1993年12月31日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可以在退税(先征后退或免抵退)与继续享受免税政策两种出口税收政策中进行选择,如选择前者,则从1999年11月开始实行退税政策,如选择后者,则继续免税至2000年底,2001年1月1日开始全面实行退税政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择退税政策的老外商投资企业只是极少数,而大部分则仍选择继续免税,这样,这些老外商投资企业将在2001年改享受免税政策为享受退税政策.     

“两法合并”后的若干涉外税收优惠过渡问题探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相继颁布,清理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做好新、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过渡和衔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视角,通过对优惠政策过渡的范围及其原则的界定,就"两法合并"后若干具体涉外税收优惠的过渡问题进行探讨.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选择2011-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实体企业的样本数据,以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出台带来的所得税抵税收益在提升实体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实业投资的同时,会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仅对现金流较贫乏、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以及规模较小的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企业金融化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税务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及相关配套税收政策,以便更好地防范、化解脱实向虚风险,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政策差异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的非法人地位决定了其业务的兼营性,而分支机构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政策规定又不承认这种兼营性,在兼营性业务和分支机构税率分别适用不同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在合法前提下的非兼容性。所以,本文认为,应当对目前执行的分支机构的所得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新旧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征缴放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此项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前扣除办法、标准及税收优惠政策。本文侧重从税收优惠政策的角度,对新旧企业所得税制度做一个系统的比较。     

新企业所得税法过渡期政策的若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于2008年1月1日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在考虑内资企业对平衡税负公平竞争要求的同时,也兼顾了外资企业失去若干税收优惠影响的缓冲措施。本文对实施过渡政策中涉及的新老企业认定标准、过渡期税率的适用以及过渡期优惠的执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外资企业应关注税前扣除项目的变化

本文对"两法合并"后外资企业税前扣除政策的重大变化进行归纳总结:合理工资可以据实列支且不再需要审核;建造期超过12个月的存货借款费用应计入资产成本;汇兑损失税前扣除范围有变化;福利费支出范围扩大了;业务招待费只能按60%扣除;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公益性捐赠有了扣除限制;与固定资产折旧扣除有关的规定有了变化等。     

外企在“三新”支出方面的纳税筹划

外商投资企业税前扣除中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支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固定资产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在会计学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相关固定资产管理知识和经济理论基础,以A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分析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该企业的现实情况和固定资产的特点,提出完善该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具体措施与方法,以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所得税法》对福建外资企业的影响

本文从外资企业的视角剖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税率变化、优惠政策和费用扣除调整、税收负担等对企业的影响,并对外资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若干建议,对于促进福建外资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