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力研究综述

一、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突飞猛进,使城市作用日益突出。因此,在全球化下,城市要实现更快发展,必须提高竞争力。城市经济重要性的提高,使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欧洲学者最早关注城市竞争力问题,这些学者将城市竞争力等同于“城市问题”的有无。也就是     

房地产信贷与住房可支付性

本文使用2010—2022年中国135个城市房地产信贷、房价、房租以及家庭收入与消费数据,考察房地产信贷对住房可支付性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城市房地产开发贷款占比越高,城市房价收入比越低;城市住房抵押贷款占比越高,城市房价收入比与房租收入比越高;房地产信贷对房价可支付性的影响大于房租可支付性;房地产开发贷款提高城市中等收入者住房可支付性,但住房抵押贷款降低城市中等收入者住房可支付性。因此,住房信贷政策应主要解决城市中等收入者房价可支付问题而非房租可支付问题。     

贫富差距、供求弹性与房价*

近些年，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房价居高不下，但现有文献忽视供求弹性与贫富差距交互作用对房价的影响。据此，本文构建结合贫富差距和供求弹性的住房存量调整模型，使用中国2002—2012年7省份33个城市的UHS数据发现，收入和财富的基尼系数对房价有正影响；供求弹性对房价分别有负影响和正影响；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与供求弹性交互项对房价分别有正影响和负影响。据此，为防止房价泡沫，各级政府一方面应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应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     

土地出让方式、地价与房价

本文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3～2008年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数据,考察了土地出让方式对地价和房价的影响。描述性分析发现,地价房价比不高,均值为10.23%;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均值为62.49%,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协议出让面积占比最高,其次是挂牌出让和行政划拨,最小是拍卖和招标,土地出让存在明显的"双轨制"。实证发现,房价主要是由供求决定的,而非地价和土地出让方式决定的。因此,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主要是调节房地产供求关系,而非一味地降低地价乃至否定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实证还发现,地价主要是由房价决定的,而非土地出让方式决定的。这表明,"招拍挂"制度并未导致地价的快速上涨,高房价是"地王"出现的主因。     

土地用途、外部性与土地税

本文在构建空间经济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税对地价、土地收益分配以及土地利用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税都对地价有一定影响。在土地农转用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税收又没有发挥调控土地利用的作用。由于土地税收的缺失,土地使用者通过改变土地用途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由于土地增值税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土地的外部性(即外部条件变化带来的正、负效应——编者注)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也无法实现“涨价归公”的理想。因此,政府应制定一个合理的土地税率来合理分配土地收益,遏制土地投机。     

土地政策与房地产业发展

土地政策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博弈的结果,从而导致了不良的市场绩效。因此,为了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必须取消土地出让双轨制,正确界定政府的角色。     

房价变动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

本文对房东和租客分别建立两期房价与消费关系模型,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2008年家庭数据考察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房价对家庭住房面积和非住房消费影响为负。第二,家庭收入对家庭住房面积和非住房消费影响为正。第三,股市回报对非住房消费财富效应显著,但对家庭住房面积无财富效应。第四,家庭住房面积对非住房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非住房消费对家庭住房面积无挤出效应。第五,家庭储蓄对家庭非住房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对家庭住房面积不存在挤出效应。     

开征房产税对预期房价的影响:来自北京市调查问卷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2011年对北京市1040名城镇住房所有者进行的"房产税对房价影响"的调查问卷,在住房所有者特征基础上考察了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若不考虑房产税开征与住房所有者特征的相互作用,开征房产税对房价的抑制作用有限。其次,房产税开征越早,对房价调控效果越好。再次,拥有3和4套住房以及有其他负债的居民,认为开征房产税对预期房价的影响较小,与经济学直觉不一致。最后,相对于"其他职业",绝大多数职业的住房所有者认为开征房产税对预期房价的边际效应很小。若考虑房产税开征与住房所有者特征的相互作用,则不同房产税开征时间与住房数量的相互作用对预期房价的影响不同。若房产税1年内开征,拥有2套以及5套以上住房的居民认为开征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很大,但拥有3和4套住房的居民认为开征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