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贷不存"融资疏导与资金融通效应

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的限定及其影响。小额信贷系统发源于发展中国家,其后在发达国家同样得以发展,尤其是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国,近年来转型国家的小额信贷组织发展迅速。小额信贷在法律上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如银行或信用社形式、金融公司形式、     

城市农民工第二市场择业——关于深圳市的个案剖析

本文通过深圳个案,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在第二市场择业特征及其与自身因素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大多数进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或工种地位低、收入低、劳动时间长、不稳定性、临时性强;除了体制和政策障碍等直接因素外,农民工自身因素,如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风险厌恶特性、家庭收入最大化决策模式等,也是导致他们在第二市场择业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市场分割特征的农民工就业格局,存在着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隐患.     

农商行的第二还款来源

安信农保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提供保证保险，是缓解合作社融资难的一种重要措施。小额信贷保险保单作为农商行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农商行发放的贷款有了还款保证，因而也会更放心地发放贷款。这里，保证保险起到了抵押品的作用，扩大了合作社的担保范围，因而也缓解了合作社因缺乏贷款抵押资产和担保渠道而导致的融资难题。     

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民工荒”与宏观经济影响

我国1990年至2011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趋势表明,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造成了我国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问题.通过建立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途径.     

社会资本与农户风险的非正规分担机制: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构建了农户风险非正规分担机制的动态规化理论模型,并分析了社会资本及其不同维度对非正规分担机制的影响。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法和T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风险的非正规分担额度越大;社会资本参与组织情况、社会网络、集体行动、团结程度等维度都对农户风险的非正规分担额度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参与组织情况对农户风险的非正规分担影响最大,社会网络、集体行动、团结程度依次递减。最后,提出应着重发挥农村组织在农户风险分担过程中的作用。     

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农业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对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过程以及产业链上的组织、分工和协作进行创新性转化,进而在农业领域和乡村地区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长足积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一系列聚焦“三农”领域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前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实践落地,应注重技术创新与乡村物质及社会特性相适应,也应重视通过包容性的产业链变革助力新生产方式进一步转化为新增价值。     

中国粮食供给:回顾与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和国民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对中国粮食供给作些回顾与展望。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粮食供给回顾：从三亿吨到五亿吨１９７８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３．０亿吨,１９９６年则达到了５．０亿吨,１９...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策略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贫困农户是典型的"边缘借款人"。普惠金融理念的提出,对于打破金融排斥、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加农户收入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面临的挑战,对农村金融普惠的策略选择进行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财散人聚”还是“人财两散”：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来自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经验证据

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中国村庄集体行动的再造绘就了美好愿景，但其实践成效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股份合作制改革显著提升了村庄集体行动水平；第二，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提高集体制度供给能力、增进集体成员互信程度、强化集体成员监督意识等方式提升村庄集体行动水平；第三，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依村庄成员规模、有无“第一书记”、资产类型、村庄区位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第四，“严要求、宽落实”“重自选、轻规定”两类政策执行偏差均显著抑制了改革的集体行动促进效应。     

设立村镇银行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产生“鲶鱼效应”?--基于农信机构贷款数据的检验

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行为的视角出发,本文分析了村镇银行这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是否能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的问题。本文将2010-2016年村镇银行设立数据与1020家县域农信法人机构数据进行匹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和渐进性双重差分方法,对因果效应和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设立村镇银行能够激励农信机构提高涉农贷款比重,表明村镇银行产生了"鲶鱼效应",此时农信机构倾向于采取"掐尖"的策略,导致涉农企业与组织的信贷可得性提升,而普通农户未从中获益;第二,设立村镇银行会增强县域金融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进而提高农信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意愿;第三,村镇银行自身网点数量的增加会放大其带来的"鲶鱼效应",并且村镇银行对农信机构支农行为的影响不受县域内其他银行网点增设的干扰;第四,尽管在不同市场势力的农信机构之间,设立村镇银行对其支农行为的激励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但这一激励作用在农信社和农商行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即在村镇银行的"鲶鱼效应"下,农商行更倾向于提高涉农经济组织贷款率,农信社更倾向于提高农户贷款率。本研究为村镇银行的"鲶鱼效应"提供了实证支撑,并结合中国农村金融的实践经验对"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等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