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福利体系适度性研究——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

社会福利体系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中起主导作用,但存在福利支出的适度性问题,福利过度或不足均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对中国与OECD的社会福利体系做了比较,并选取美国等OECD七国和中国1980-200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福利总支出、养老保险支出和健康福利支出偏低;(2)但收入维持支出(即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却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3)失业福利支出是否适度,不同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结论,有待进一步分析。     

Complementary or Exclusion： The on Volunteer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mpact of Government Action Welfare Society System in China

一国（地区）居民所获得的社会福利服务是多种力量的总和,政府行动与志愿行动是其中两种典型的力量。近年来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水平的上升显示了政府力量的增强。本文基于2001—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法,考察了政府力量的增强对民间志愿行动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的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社区服务志愿参与率水平大约下降10％,显示政府行动在整体上排斥了民间志愿行动。为了推动我国普惠型福利社会体系的建设,政策层面应着力解除对民间志愿行动和志愿组织的束缚并创新政府的支持模式,以此实现政府行动与志愿行动的互补效应。     

自由贸易及跨界污染背景下的国际环境政策协调

文章构建了一个考虑跨界污染损害的福利函数,推导出自由贸易背景下某国的最优污染税,并与世界福利最大化时的最优污染税进行比较,以说明国家间环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文章考虑了四种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该国为小国且污染不跨界时不需要国际协调;当该国为大国或者污染跨界时,单个国家的独立行为通常不会产生合意的世界福利水平,此时需要国际协调以实现世界福利最大化。大国的污染政策具有贸易条件效应,因而出口国有设定过高污染税的激励,而进口国则会设定过低的污染税,双方都寻求转变贸易条件以有利于本方。而污染跨界时单个国家通常会有"搭便车"的激励,此时会实施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     

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的间接福利效应差异研究

本文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速的负面影响引入福利损失模型,构建了量化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的间接影响模型,并采用1985-2007年全国以及28个省市区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异质居民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通过负面影响经济增速给居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间接福利损失,忽略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速的联系得到的福利损失估算值存在低估问题;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农村居民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都倾向于大于城镇居民。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中国政府应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保持城乡差异化经济的平稳性。     

浅谈企业员工福利设计的几个问题

本文针对企业员工福利中存在的“平均主义”、“整齐划一”,缺乏“多样化、多层次”等问题,提出了进行福利设计应该注意的五个方面,以期充分发挥员工福利的激励功能。     

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从长期来看,我国贸易条件可能会成“U形”变化。本文分析认为单纯的贸易条件恶化不能充分说明我国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国目前需要纠正的是因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我国贸易条件逆转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经济条件。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扩展Dong et al.(2019)通过企业家对住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把房价、投资、消费和产出等重要经济指标纳入主流新凯恩斯框架,考虑银行能否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分析了房产税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扩展Dong et al.(2019)通过企业家对住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投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把房价、投资、消费和产出等重要经济指标纳入主流新凯恩斯框架,考虑银行能否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分析了房产税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实体经济投资则具有正挤入效应增加和负抵押效应减少的双重效应。从短期看,当银行无法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当可清晰区分二者时,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鉴于推出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影响较为复杂,应充分权衡利弊,采取必要辅助措施趋利避害。     

长江经济带人才集聚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

基于价值链视角，构建涵盖人才资源在区域空间层面集聚生成、地区配置、效能产出3个维度在内的区域人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咨询AHP-信息熵组合赋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人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就长江经济带整体而言，考察期内地区人才集聚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沿线省市人才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缩小趋势渐缓，整体呈现局部高水平、全局低效率的不利境况；各省市人才集聚水平关键维度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显著波动递增态势，但内部耦合协调度存在不平衡发展问题，影响地区人才集聚水平整体提升。为提升长江经济带人才集聚水平，推进沿线地区协调发展，需强化区域人才合作机制，采取差别化精准策略破解沿线地区人才集聚低水平、不协调的短板因素。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