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联盟视角的企业知识获取与转移障碍

创新是企业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企业实现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有能力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战略联盟为企业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学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关于俄罗斯产出下降的一个解释

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就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来说,俄罗斯面对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困难问题。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俄罗斯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无法克服转轨经济中的“两难困境”。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特点,是事前决定了的。     

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 --对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再思考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条转轨路径成为转轨经济学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但是，“激进”与“渐进”对于速度的强调转移了人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这种区分在逻辑上并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不能反映出任何一个国家转轨的复杂进程。因此，转型经济学应当完成自身的“转型”：遵循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超越“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     

疫情危机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对策研究

疫情危机的发生导致社会经济链条断裂,供应链流通受阻,并不断向上下游和其他节点传导,引爆诸多潜在的风险点,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本文以商业银行为例,研究疫情危机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和管理危机的对策。研究表明,疫情危机的发生既是对社会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同时也会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催生出一些新的行业、产业或经营模式的变化。面对疫情危机,数字化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更是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全面推进数字化对于其他行业应对疫情危机同样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论各类失业的结构性质--对西方失业理论的另一种思考

从理论上说失业有很多类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背景下的失业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各种失业理论的分析比较 ,认为通常所说的“结构性失业”不足以涵盖产业结构变化中的失业现象 ,现实情况下 ,“混合失业”、“自然失业”、“隐性失业”等都带有结构性质 ,都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商业银行信贷退出问题研究

信贷退出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风险—收益对称原则,二是成本—收益均衡原则。退出成本最低、收益最大、能够较好地掌控风险的时期是信贷退出的最佳时机。判断何时为最佳退出时机必须准确把握行业经济周期、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企业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以及企业信用等级和财务等相关指标的变化。商业银行应该根据信贷进入的行业、区域、企业以及信贷产品制定相应的退出策略。信贷退出路径包括直接退出和间接退出,商业银行应首先考虑间接退出。商业银行信贷退出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转换观念,建立行业信贷分析预警退出机制、区域信贷退出机制、客户退出机制、信贷退出激励约束机制等内容。     

组织变革中的企业内分工--对Becker-Murphy分工模型的扩展

建立在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经典的企业组织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动摇。团队生产、多任务的小组(或者个人)的生产组织形式开始在企业中出现并不断扩展。然而这种组织变革的发生难以用传统的分工理论来解释。本文通过对Becker-Murphy分工模型的扩展,说明组织变革发生的原因。发现在分工深化的同时协调成本的上升,以及协调成本背后知识的分工与整合,是企业内分工或者说企业组织变革的主要原因。     

基于信息流程的军事装备管理系统变革设计

基于信息化战争的到来和信息化军事装备逐渐装备部队的新形势,提出了基于信息流程变革军事装备管理系统的构想,分析了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军事装备管理系统整体变革设计的整体框架,并对军事装备管理系统中信息流程、业务流程这两大核心流程的重新设计进行了探讨。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环境条件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环境条件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和五个不同的维度。由于我国企业环境建设不系统,因此我国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正确认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环境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Cross‐Border Auction Cycle Effects of Sovereign Bond Issuance in the Euro Area

We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uro area of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public debt auctions into domestic secondary‐market auction cycles. We also confirm existing evidence of such spillovers from domestic issues into the domestic secondary market. Consistent with a theory of primary dealers’ limited risk‐bearing capacity, we find that auction cycles from domestic issues are stronger during the recent crisis period, whereas cross‐border effects are stronger in the precrisis period, but this evidence is not strong. This finding likely reflects the opposing effects of reduced sovereign bond market integration during the crisis and higher yield covariances caused by more market vola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