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老龄化阻碍了农业生产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杜宾计量模型（ＳＤＭ）实证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业劳动力稀缺的背景下，老龄化虽然加剧了本地农业劳动供给的不足，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诱致性技术变迁，推动了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老龄劳动力较高的农业生产专注度和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使得其对农业产出具有正向直接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其他地区老龄化的加剧也加深了本地劳动供给的不足，但表现为正的溢出效应。因此，应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来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都逐渐加快,而这两个进程在不断地融合推进,二者可以说是共生共灭。但这种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形式不同,产生的背景也不同,所以最终我是也不尽相同。这种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唇齿相依类型,第二种是若即若离类型。第三种是天涯海角类型。但这些类型都很难真正的实现产城融合发展。不管是唇齿相依模式,还是若即若离模式,或者天涯海角模式,这些模式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都不能完全的实现科学的依据和正确的发展途径。在我国的新城开发区,老城开发区和农村小城镇等不一样的地域都有着不一样的产城结合形成背景和发展的模式。文章根据各地不同的地域模式和产城融合发展不同的三种模式分析新城开发区,老城开发区和农村小城镇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得出结,论新城开发区应该走效率和质量同等的空间型产城融合发展途径,而老城开发区应该致力于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途径,农村小城镇途径应该是与产业群相结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产城融合发展途径。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不仅可以解决农村最根本的三农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城市与农村相结合,形成完整的产城融合道路,最终让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使地域的资源,更能够得到共享。     

现代化经济体系视域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问题探究

人工智能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人工智能产业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化解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举措与有益探索。在人工智能竞争浪潮中,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要想实现稳健发展,就必须要注重满足市场的真实需求、要不断提升自身盈利能力、要加速对产业进行规范引导,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企业进行技术攀比浪费资源,才能摆脱对政府补贴的过度依赖,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产业链条的协同创新,最终打造我国经济崛起新结构、新动能、新模式。     

浅谈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随着社会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呈现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缓慢转型的特点。与此同时,社会利益主体益发多元化,不同利益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渐频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要求社会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升,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问题渐渐暴露,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迫在眉睫。     

论企业人才激励管理机制在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在知识经济爆发的当代,创新无疑是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活力源泉,而企业的创新归根结底在于人才的创新,所以在企业创新道路上人才激励管理机制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企业管理无非就是企业人才的管理,优化企业的人才激励管理机制,不仅有益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更能够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通过分析阿里股价创新高等现实案例,引导企业完善人才激励管理机制,从而获得持久竞争力,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绩效差异的实证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正按部就班地实施,使京津冀一体化不断推进,这一战略缩小京津冀三地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策略,有助于提高京津冀三地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创新内地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一环,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考虑的社会民生重要环节。本文选取京津冀三地的13个城市的公共医疗支出的绩效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影响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绩效差异的因素,并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提升医疗卫生支出绩效的政策建议以及可行性措施。     

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效果研究——基于“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京津冀三地于2017年底联合印发《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煤改气、电”是“禁煤区”政策实施的标志性工程，“一刀切”式执法能否承担起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空气质量与促进绿色发展的使命，成为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实验组，河北省其余10个地级市为对照组，基于DID模型与PSM DID模型对2003—2015年京津冀地区的“煤改气、电”政策实施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效果进行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城市与农村能源基础设施的差异性，“煤改气、电”政策主要通过作用于城市工业领域及农村“煤改电”消费行为从而推动绿色发展；“煤改气、电”政策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压减效应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煤改气、电”政策对人工煤气、天然气用气人口数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煤改气、电”政策使得农村用电量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煤改电”式的能源转型政策并未产生需求响应行为，或是相对于燃煤取暖的高成本引发了农村节能行为的产生。“煤改气、电”政策应避免“一刀切”执法，着力降低技术门槛和成本、确保政策执行初期的补贴可持续性，使得化石能源转型驱动能源需求侧响应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畅通，最终实现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