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盈余质量: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研究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我们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作为测度盈余质量的指标,发现社保基金持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发布财务重述的概率,这表明社保基金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社保基金的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差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弱化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说明社保基金持股和盈余质量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称之为社保基金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基金可以通过抑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增加机构调研次数等途径提升被持股公司的盈余质量。本文有助于认识和评估社保基金持股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督与治理作用。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卖空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证据

基于2006-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卖空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显著提高了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其次,在使用融券卖空量来衡量卖空势力,以及使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考虑转融券试点的影响、更换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衡量指标以及改变样本区间等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以上的结论保持不变;最后,分析了卖空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的潜在机制,发现卖空可以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来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卖空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这也证明了卖空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     

农地发展权流出、资本回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

[目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以农地发展权资本化的地票指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农地发展权交易与资本要素的城乡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农地发展权交易政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供相关建议。[方法]基于2008—2017年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地票指标交易的面板数据,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和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农地发展权流出区土地与资本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基于区域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分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地发展权指标将以配置效率优化为导向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结论]短期内,由于资本约束,流出农地发展权的区域其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而当农地发展权指标资本化后,流出区获得了较为稀缺的货币资本,农地发展权流出将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在研究时期内,由于农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机制的构建,重庆市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效应,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将会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