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子女数量与中国的性别教育平等

近年来,中国性别教育差距快速缩小并呈现出女性高等教育在校生比重超越男性的现象,文章从生育政策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改善女性教育获得显著促进了性别教育平等。队列分析显示,生育政策之后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相对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性别教育差距明显缩小。基于生育政策地区差异和出生队列差异构建的双差分模型分析发现,以农村二孩政策地区为参照组,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提高女性相对受教育机会方面更为明显。但相对于二孩政策,一孩半政策在促进性别教育平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由于在一孩半政策下独女户和双女户数量较少,家庭受性别偏好影响会将资源向男性倾斜,导致政策没有通过控制家庭规模提高女性相对教育获得机会。研究认为,随着中国放松生育政策,农村地区由一孩半政策过渡到二孩政策并不会对女性教育获得产生明显影响,应该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对严格独生子女政策地区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同时,随着性别教育差距逐步缩小,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政策降低市场性别歧视,进一步提高女性地位并促进性别平等。     

数字化转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多元化经营的绩效影响。文章采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模糊双重差分模型以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使用传统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从事实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的概率,也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水平。从机理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预期收益,并且这一效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最为明显。本研究综合运用资产专用性、范围经济等理论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联动效果,开创了对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新型研究视角。     

大数据时代金融消费者隐私的产权分析与保护

大数据时代,以个人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消费隐私呈现出"动态性"、"多样性"、"财产化"的特点。大数据技术对于信息的深度挖掘也使得消费者面临授权之初难以预见的风险。传统的分配模式和"同意-使用"规则在实践中存在授权不清、使用不明的困境。因此,需要对消费者信息进行类型化分析,构建起更为合理、有效的分配和保护机制。     

多一句提醒 多一层保护

<正>面对当前电信诈骗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山西省阳城县联社充分利用柜面这一最后关口,对客户在办理短信签约、异常汇款、大额预约取现等业务中存在的风险,在全联社柜面开展"多一句提醒,多一层保护"活动,切实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浅谈海洋测量中GPS技术的应用及体会

海上定位是海洋测量中的基本工作，而当前在海洋测量中最广泛使用的技术就是GPS技术。文章详细地探讨了GPS在海洋精密定位和水深测量工作中的工作原理和测量方法，并提出了几点体会。     

移动社区有法可依

正运营商需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隐私保护、社区规则等问题。和PC端社区产品一样,知识产权是移动互联网社区(下称移动社区)亟需面对的核心法律问题,其中主要涉及著作权、商标和专利。和PC端不同的是,移动端产生的内容往往更为碎片化,数量更大,侵权现象也更普遍。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是社区类产品创业     

关于A股上市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也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而快速增长。相较国内并购,中国服务型企业的海外并购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对于海外并购活动能否为中国正迈向全球市场的上市公司创造更多价值,这些价值创造的绩效取决于哪些因素,以及不同类型间的并购绩效与并购特征有何不同的问题,本项目选取2005-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441个海外并购的案例样本进行基于倾向性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的实证分析,以为新形势下我国投身海外扩张的企业更好地认识海外并购绩效,建立并购的长效机制作出贡献。     

一种基于APSK的矩形差分空间调制算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多输入多输出(MIMO)系统的结合幅度相移键控(ASPK)的新型差分空间调制方法。该方法结合APSK与RDSM调制,在保留了RDSM矩形天线索引矩阵的结构下,利用APSK调制来进一步提升了频谱效率。通过仿真结果比较了所提算法相比于传统差分空间调制的性能差异。     

设立国家级贫困县能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2007~2016年中国296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自1986年实施贫困县制度以来，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需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检验。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利用2007~2016年全国6个省份296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非但没能有效提升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反而对其有持续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然而贫困县政策并未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通过正向干预农产品价格能有效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讲，立足贫困户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招商引资带动有效投资，以及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对于提升贫困县的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