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沪港通、深港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内地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政策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所限,沪港通在初始阶段并未对沪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政策进一步完善、市场逐渐稳定和交易不断活跃,其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效果于实施两年后开始显现;深港通建立在沪港通的制度基础和运行经验上,其在开通后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竞争渠道和信息渠道,发现深港通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集中在投资者竞争程度较高,或是公开信息质量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票样本。     

企业资本效率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金属行业为例

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经过企业的生产转化成为了资本要素,这些资本要素的综合管理就是资本效率,资本效率管理和研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文章以制造业的典型代表金属行业企业为例,使用DEA三阶段法进行效率分析,把企业十年的资本效率分析得出的结果,进行了综合排名。研究发现,在进项第二阶段的随机前沿模型的调节之后,企业资本综合效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明第一阶段的排名和结果与事实有很大不符,需要进行调节。接下来运用TOBIT模型对企业进行了资本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了企业资本效率与企业的赢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密切相关,但与增长能力和偿债能力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个实证结果为企业的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并得出了创新性的研究结论。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的测算——基于资本项目名义开放指数的借鉴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重货币国际化结果,以占全球贸易计价结算比重、外汇交易比重、国际债券比重、外汇储备比重等相关指标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而忽视货币跨境流动放松过程,即一国货币的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包含进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过早过快放松本币流出入会引发经济金融风险,某些情形下进程比结果更值得关注。构建人民币跨境自由度指数涉及强度赋值、项目设置和权重确定三方面内容。在梳理2019年第2季度前我国货币政策基础上,对2008年至2019年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证券投资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以及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进行评估,并以美国近5年各项目下的资金流动平均占比为权重,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指数,考察2008—2019年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结果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较快,跨境流动已得到很大程度放松,而且人民币流入自由程度显著高于流出自由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持续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流入后流出、先机构后个人、先大额后小额、先风险小项目后风险大项目的次序,提高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定性,降低无序流动的投机风险;严格管控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衍生品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并依据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审慎监管能力进行调整;大力提升经常项目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高非居民间的人民币使用频率和使用规模;充分评估各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和本外币兑换自由度,提高两者的协同匹配程度,降低因两者不匹配而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