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产业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加剧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亟需通过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的互补协同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价值链产品内,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框架,兼顾增值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设计一个评测国家内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真实比较优势的新指标。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省域比较优势强度与广度最为显著,内陆省域比较优势集中于上游能源型部门;制造业部门比较优势凸显,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相对薄弱;比较优势高省域集中度与低省域集中度的产业部门中,均存在整体比较优势强弱差异,其中,高省域集中度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强度更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基于科学的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对中国内地31省份医药制造业的QCA分析

基于科学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强的活力,正成为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摇篮。选择医药制造业作为科学产业的典型案例,以我国内地31个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经济、科学、技术、政策条件对科学产业发展绩效的联动效应及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制药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前因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制药业高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存在驱动制药业高水平绩效的3条路径,分别是科学与技术双元主导驱动型、经济主导逻辑下的科学与政策驱动型以及经济主导逻辑下的技术与政策驱动型;存在导致制药业非高水平绩效的两条路径,且这两个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即非经济水平和非科学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科学产业发展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本质的理性认识,并为基于科学的产业成长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基于联盟的数字产业技术标准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昕诺飞为例

数字产业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技术标准国际化是数字产业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法,以昕诺飞为研究对象,探索企业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的路径及机制。结果表明,昕诺飞实现技术标准国际化的主要路径是基于自主研发或收购专利组建标准联盟或专利联盟并制定发布联盟标准,进而将其转化为国际标准、目标国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可基于标准开展相应认证检测,形成“联盟+标准+专利+认证检测”的闭环,实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市场垄断化”的良性循环,以维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关键在于组建联盟,我国数字产业可通过“标准联盟+专利联盟”的双联盟策略,形成核心层稳固的开放式战略联盟,通过构建共生演化生态系统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     

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工业互联网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和服务载体,并渗透到产业与企业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制造业产业融合水平。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工业互联网视角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关系,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水平对产业融合的作用机理,检验制造业升级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对技术融合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升级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融合三者间关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考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及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是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而发展数字经济则是目前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预示着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之后的又一新型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但数字经济模式属于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尚无一个完整的发展参考体系,需要我国自寻探究发展道路。由此,本文在研究数字经济内涵及其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外发展战略提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具体发展路径。     

剥离环境因素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综合测度研究

由于未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运用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研究,容易引起评价结果误差。采用二者相结合的三阶段DEA模型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分析,能够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规模效率不足是限制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另外,市场开放度能够显著正向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而政府资助、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竞争不利于创新效率提升。最后,对投入要素与技术效率进行聚类分析,将我国内地28个省市划分为4种创新类型,并〖JP〗提出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     

不同产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区域间差距,对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增加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会产生不同影响。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并考虑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构建知识产出函数分别探讨在领先地区和追赶地区不同阶段内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对于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模型分析发现,传统产业研发投入在领先地区和追赶地区均有助于地区产业创新;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对领先地区创新产出一直有促进作用,在追赶地区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促进作用。〖JP〗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