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优势、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来自中国865家村镇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针对“主发起行制度”下,村镇银行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的现实差异和既有研究不足,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和博弈分析思路,引入拓展的纳什谈判模型,从谈判优势和控制权收益相结合的视角,构建解释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而运用中国865家村镇银行的数据,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推论与假说发现:村镇银行创立阶段,大股东具有利用谈判优势,提高初始持股比例的倾向;控制权收益增加,对其具有抑制作用,且大股东谈判优势越强,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但并不会改变大股东追求较高初始持股比例的基本趋势.然而,从村镇银行发展角度出发,大股东应降低初始持股比例,尤其是在控制权收益较高、谈判优势较低情况下,更应如此,至少不应超出其所拥有的谈判优势.本文不仅直接支持了调低村镇银行大股东初始持股比例的政策,提出了完善我国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对策建议,而且创新了公司股权结构形成机制研究视角,完善和深化了既有研究.     

中小股东“步步逼宫”上市公司如何“突围解困”--基于方大集团控制权或起争端的思考

时至今日，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前公司持有相当比例股份的大股东提出临时议案，本身已非什么新鲜事。但是，如果是两名新介入不久的个人股东联名向上市公司提出七项议案，内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B股改换上市地……那就显得分外引人瞩目了，因为此举很容易让外界联想为控制权纷争开始的先兆。那么，在最近两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屡屡上演各路优势资本步步“逼宫”乃至最终被“改换门庭”的大背景下，面对来势汹汹的“门口野蛮人”，上市公司管理层该如何寻求突围和救赎之道？     

公司章程在股权融资中的应用

在股权融资法律服务过程中,股权融资的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股份稀释可能失去的控制权和一部分收益权,在公司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上,原股东与新股东由于利益和理念的不同将产生重大分歧,导致公司经营困难,以至于分裂,甚而分道扬镳。如何根据企业的现实情况设计一种融资方     

Facebook：扎克伯格的治理权谋

为保持控制和公司自主发展,扎克伯格一直拒绝被整体收购的＂发财和套现机会＂,并且对任何可能让他失去公司管理控制权的交易都不感兴趣。在每一次需要给投资者董事席位的融资过程中,他都把能够与自己合意的对方最高人物亲自出任董事作为接受投资的必要条件     

民企职业化转型关键

国美控制权之争和唐骏学历风波两个案例的背景大家都比较熟悉。在前者中,大众认为问题出在国美的职业化经理人身上,而黄光裕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黄光裕将国美这样一个上市公司作为其操纵的一个资本平台和长期获利的手段，其反应的其实是个公司治理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下委托代理问题新解

为时数月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以陈晓为代表的董事会以微弱的票数获胜，但取消增发20％新股授权议案获得通过，这也体现了对大股东黄光裕股东地位的尊重与相关利益的保护。其中的问题，值得我们用理性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思维去思考。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量化研究

本文以2005~2009年94个导致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股权转让为研究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在沿用大宗股权交易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研究表明股东类型、负债率、公司规模、控制力等因素对控制权私利有显著影响。     

控股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股权结构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研究股权结构对投资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制为出发点,通过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兼具支持与掏空双重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逐使得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更具有长期性.     

资本市场不相信强权——国美事件引发的思考

民营或家族企业在转变为公众企业后,原始大股东如何转换角色,如何正确认识货币资本的地位和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如何客观地看待公司控制权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国美事件"为例,从企业资本形态、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有效性等几个视角进行了剖析,并形成了一些结论和观点。     

所有者掠夺与公司财务治理——论剩余控制权与现金流量请求权的对称

不同于一般公司治理,企业财务治理目标是通过包括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公司制度改革、企业业绩评价及剩余权益计量体系的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建设．通过瓦解所有者掠夺的实现条件而达到剩余控制权与现金流量请求权的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