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研究

CEO过度自信是影响其自身薪酬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情况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在中国情境下CEO过度自信对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比非过度自信的CEO拥有更高的总薪酬和股权激励强度以及更低的现金薪酬比例;同时,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和创新程度会强化过度自信与CEO薪酬之间的关联关系。     

经理任期、声誉效应与过度投资*——U型理论与经验证据

声誉效应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并抑制过度投资,但其效果却随任期期限临近而衰退。本文理论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与经理任期之间的U型关系。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限自回归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作为声誉效应的代理变量,经理任期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呈U型。在经理任期达到特定门限值42个月之前,经理任期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在门限值之后,声誉效应逐渐失去作用,随着经理任期的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提高。     

股市过度投机与中国实体经济:理论与实证

本文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泡沫同时纳入Tirole(1985)和Olivier(2000)的连续时间世代交叠模型,发现两类泡沫的相对比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收集了历年来全国31个省区和直辖市所有证券营业部的股票交易额,构建出省际股市过度投机指标,然后考察资金进入股市是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现在股市投机性高的省区,当地非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加大、生产要素投入减少且产出和生产率均下降。另外,股市投机活动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大型企业,对内资企业的负面影响也显著高于外资企业。结果表明,股市过度投机造成非上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和生产能力下降,进而威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如何提升文化自信: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向度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在多元文化深度交融与竞争的趋势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彰显面临着多重挑战,对多元文化的单纯批判或选择性取舍,已经无法有效实现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和任务。从文化自信的视域来看,多元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内化、多元文化的理性认知,加强优秀文化实践的自觉性,以此来培育文化自信的灵魂,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增强文化自信的动力和影响力。通过价值认同、理性认知和行动实践三方面,提升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现代包装设计必须以绿色理念为指导

过度包装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和人文环境下,使商品走入了现代包装的误区,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包装设计及生产者行为的思考。面对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设计思想,我国的现代包装设计必须以绿色理念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上尽快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效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小超市倒闭”现象成因和对策分析

近年来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超市激烈竞争 ,缺乏竞争力的小超市纷纷倒闭现象。文章从“小超市倒闭”现象出发 ,分析了我国超市行业的特点 ,认为小超市倒闭的原因包括行业进入门槛太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纵向的关系不健全和超市同质性过强三大原因 ,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民生药业：公信力助推百年品牌

可以预测，中国的保健品行业这几年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整合期：品牌的整合、行业的调整，重建市场信心。实际上，保健品业正在经历前几年过度宣传和短期掠夺的后遗症。不过，这两年随着外资保健品的大举进入，中国的保健行业会在新的平台上优胜劣汰。     

管理客户终身价值

工业化的后遗症是企业将消费者去面孔化,笼统地归纳为一个是否买自己产品的人。其实单个顾客的价值对于企业来说,不应该是一个开关而应该是一个可以不断调节的旋钮,这种思路的转变让企业从争夺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中抽身出来,通过提高顾客的终生价值来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     

中国为什么能实现包容性发展

2020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值得骄傲的,是人类包容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初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原因。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原因;但理念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引。正是由于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不断地自我扬弃,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正是中国经济70年巨大的发展,才为实现包容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潜质,使中国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得以落实。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从微观层面激发扶贫者与帮扶者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包容性发展实现的个体层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