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要关注政策偏好的社会结构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人们非常关注通过提振消费来防止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事实上,提振消费政策同时也具有社会政策属性。调查表明,在双循环背景下,通过社会政策维持一定的生计方式,并保持人们的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对企业家FR、小手工业者BF与房屋中介LC的访谈资料以及在麓村、唐村的调查情况来看,人们在理解提振消费政策时具有共同的叙事特征。叙事本身具有鲜明的政策偏好,其核心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结构与利益的分配正义问题。而风险社会与低欲望社会特征的并存深刻地影响着提振消费政策的制定,是行动者要面对的情境。为此,需要从规则与制度、空间与代际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角度系统思考提振消费政策的受益对象与受益群体,防止政策偏好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资本外逃的经济效应与应对政策选择研究

资本外逃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会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损失。基于此,论文梳理了资本外逃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资本外逃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外逃的政策选择,为一国在治理资本外逃时提供了政策选择和借鉴。     

同谘合谋还是同舟共济: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

非控股股东可以抑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合谋而形成利益输送渠道,因此非控股股东对于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至关重要.从股价崩盘的研究视角,考察了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对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越大,越能降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是通过嵌入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前者通过网络信息关系和结构嵌入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后者通过对控股股东掏空和管理层"捂盘"行为的治理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问询函的溢出效应——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在重视信息公开,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新形势下,证监会各类行政处罚监管逐步转向交易所非行政处罚监管,问询函机制的作用凸显.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未研究问询函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影响,而是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研究问询函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同行业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会抑制本行业其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当行业领先者收到年报问询函、行业竞争度越高时,问询函的行业溢出效应越强;非北上广深样本中,同地区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会抑制本地其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法治环境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问询函的地区溢出效应越强.本文还发现当年报问询函内容与盈余管理相关时,问询函的溢出效应更强.     

BIM情境下考虑声誉效应的综合设施管理组织激励契约研究

综合设施管理作为一种新兴外包模式,业主方的BIM应用行为深刻影响项目绩效.为提升综合设施管理组织业务实践种BIM应用水平,引入声誉效应,建立BIM情境下综合设施管理组织声誉机制和显性机制相结合的委托代理模型.与未引入声誉效应进行对比,并经数值算例验证,得出以下结论:①考虑声誉效应后,综合设施管理组织BIM应用努力水平、甲方企业单期收益和对综合设施管理组织的激励系数都有所提高,甲方企业给予综合设施管理组织的固定报酬下降.②甲方企业与综合设施管理服务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能进一步提升综合设施管理组织提高BIM系统运营水平.此外,针对甲方企业如何对综合设施管理组织BIM应用行为进行激励提出了相应建议.     

论中国自由贸易区(FTA)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PPML 回归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95—2017年136个双边贸易伙伴面板数据和拓展的引力模型,按照SITC标准分类对每类货物从技术含量角度进行归类,进而考察FTA对不同技术含量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我国FTA的签署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的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促进效果各不相同,其中我国FTA的签署对我国的初级产品、低、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却抑制了我国对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低、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FTA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中国FTA的双赢特征和未来FTA缔约对象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市场数据的元分析检验

企业边界人员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发展私人关系是新兴市场中的普遍现象，但是“私人关系”是否真的会提升企业绩效？当前文献对此问题并未给出一致结论。文章基于105篇使用中国市场数据的中英文文献，运用元分析技术（Meta-Analysis)考察了私人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企业的生命周期、规模、所有制形式等内部特征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通过对392个效应值的集成分析，文章发现，尽管私人关系确实能提升企业绩效（ｒ=0.167），但是不同层面的私人关系（政治联系和商业联系）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绩效（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和战略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同时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企业特征均会显著地调节私人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上述结论为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如何将私人关系转化为企业绩效提供了指导。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