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电公司如何绿色转型

售电公司面临的挑战从2015年电改九号文发布以来,售电公司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2016~2018年高价差、2019~2020年价差收窄考核严峻、2021年电价上涨叠加“双控”考核,售电价差模式已难以为继。2020年开始,广东、四川等多地售电公司亏损、退市,优胜劣汰日益明显。未来售电公司的出路就是拼交易技术、拼增值服务、拼售电套餐设计,否则将被行业淘汰。参与绿电交易正逐步成为售电增值服务的重要内容,但对于综合实力较弱的售电公司而言,对绿电交易政策不了解、不熟悉交易规则、缺乏绿电电源等问题,是阻碍其走上绿电交易之路的一道道门槛,难以跨越。     

高速公路绿通车综合管理系统平台设计与实现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不仅可以加快农产品的流通速度,保障农产品市场供应,更能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传统的绿通车查验主要依靠人工处理,稽查步骤繁杂,信息记录、传输及整理不便,导致相关监管措施难以有效执行。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科学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绿通车综合管理系统设计框架与思路。     

干旱半干旱区城市水绿时空耦合下绿地 “蓄用协同”技术研究

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化发展促使不透水下垫面的扩 张和连续，引发内涝，而快排式城市雨水管网浪费稀少的水资 源，城市中雨水产汇流过程与绿地布局及绿化设计在时空上缺 少合理匹配。自然界干旱环境中的植物精准地选择在地表汇水 低洼及背风、背光坡向的立地条件，也造就了地带性植物的耐 旱习性。据此提出干旱半干旱区城市街区建设地块中“水绿时 空耦合”绿地“蓄用协同”生境营造的技术路径，构建基于街 区竖向关系产汇流分区、优化土壤持水能力、选取适宜的植物 配置结构类型与植物品种及设置相应的辅助设施等系列技术方 法体系，并通过案例说明该技术的应用。     

绿电交易究竟是为买证还是买电

<正>大力发展新能源是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一条重要道路，也是国际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随着新能源装机容量的不断提升，新能源补贴压力大、消纳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愈发突出，结合国际新能源发展经验，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建立了绿电绿证交易制度。但是目前来看现行机制还不健全，且大众对绿电和绿证交易的机制也存在一定的误解，需要我们及时纠偏，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能源转型道路。     

绿色债券市场“洗绿”现象法律规制问题探究

绿色债券市场中的“洗绿”现象表现为发行方将依托绿色债券募集到的本该用于绿色项目的资金用于其他非绿色项目。“洗绿”现象严重影响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良好发展，而通过法律途径来规制“洗绿”有利于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形成平稳健康的发展环境。尽管当前相关职能部门从整体上构建了绿色债券的法律规范体系，也有以《中国绿色债券原则》为首的行业自律规范作为补充，但依旧存在着监管统一协调机制、信息披露、资格审查等方面的制度短板。基于国外在绿色债券领域标准统一、强化信息披露与提高“洗绿”违法成本的实践经验，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与社会在绿色债券领域的联动机制，逐步推行强制信息披露，并设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绿电交易的进展、挑战及机制探讨——基于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用电实践

绿色电力市场化消纳是加快构建我国“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长效举措。本文针对需求驱动绿电交易机制展开探讨，总结我国绿电交易市场发展历程，通过供需比较阐述进一步促进我国绿电交易面临的主要挑战。通过分析北京冬奥会与杭州亚运会在政企协同下“省域内+跨区域”绿电交易开展方面的成功经验，针对需求驱动下自愿型交易与配额约束协同的绿电交易设计提出建议：应进一步完善需求侧响应工程建设，完善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政企协同刺激绿电消费内生需求，积极探索“电—证—碳”市场衔接。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类型体系的优化：欧盟经验与中国方案

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是推进绿色金融的关键点之一。目前，我国立法中主要以强制程度、披露内容为标准，对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划分。但仅凭此二元划分，微观上，不足以有效规制金融市场主体的“洗绿”行为；宏观上，难以促使金融市场上环境风险的有效暴露。参考域外，欧盟出台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分类的系列立法，恰能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贡献有益经验。因此，我国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二元划分之外，借鉴欧盟经验，再建构一种符合国情的“三阶式”类型范式：第一阶是对环境目标进行具象化分类；第二阶是对“绿色金融产品”与“非绿色金融产品”这二分法进行优化，增加“具有绿色特征的金融产品”这一类别；第三阶是针对第二阶的三类金融产品设置不同的信息披露规则，在各类金融产品之间形成披露规则的“差序格局”。     

统筹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法治基础——《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立法特色和亮点

《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实施近30年迎来了再次修订，2023年5月经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立法修订的宗旨在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凸显“森林生态安全”保障基点，涵盖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生态服务“三位一体”的意蕴。立法修订坚持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的方针，体例体现行业立法的综合性与基准性；其坚持问题导向，固化成熟经验，针对广东森林保护发展突出问题进行精准规制，即以需求为牵引，破解矛盾难题，将林地、生态公益林、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整合一体化规制；同时，系统创制注意协调衔接相关立法及统筹改革发展举措，推动配套规制完善，切实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从而强化了统筹推进广东森林保护发展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