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制造企业税务管理及筹划策略研究

在税制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为制造企业带来税收优惠,企业通过应用税收优惠政策可获取一定的税收红利,但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减税降费政策及其他税收政策,对制造企业的税务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企业必须提高税务管理质效,主动适应当前的税收环境。在实务中,企业的税务问题直接影响筹划效益和管理成效,甚至于企业的外部形象。因此,制造企业必须把握自身管理优势,深度结合税收环境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和筹划,重点解决税务问题,控制税务风险,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成本。     

城市道路共享单车可骑行性评价

骑行环境的友好性是影响慢行交通和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评价城市道路对骑行的友好性，本文考虑骑行环境和骑行行为两方面因素，利用城市共享单车数据结合路网数据构建了具有多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本研究选择三个二线城市作为案例研究，发现城市中心的可骑行性大于城市周边地区；对骑行性影响最大的维度是舒适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是否有自行车道、道路长度和交叉口密度；在建道路网络连接良好，自行车道和红绿灯较少的道路上，可骑行性更高。本文的贡献可以支持二线城市交通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城市系统的效率。     

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文本研究——以“北上广深”为例

科技人才是重要人力资源。自2017年以来，我国通过各类人才激励政策集聚人才，增加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从科技人才激励角度出发，收集了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四个城市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文本，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构建了二维政策分析框架，并运用内容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探析，探究以供给型安全需求政策和供给型自我实现政策为主的科技人才激励政策体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人才政策评价——以东北地区为例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为了给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才对地区发展的智力支持作用。运用PMC(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的政策评价方法，对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现行的人才政策进行分析，并与高人才指数城市的人才政策做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人才政策整体较为科学合理，对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人才晋升、金融支持与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还存在欠缺。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人才政策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研究

数字创业是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其绩效是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以科创板的21个工业互联网企业为样本，基于“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工业互联网企业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有三条，可以划分为技术—组织—环境三边协同型和技术—组织双轮驱动型两种；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有三条，与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两种组态存在非对称性；在一定条件下，前因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中国工业互联网企业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复杂成因，并能为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五链”融合机理和策略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有效创新农产品交易模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农村电商仍然面临思想观念落后，创新思维较弱；企业数量较少，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政策引导不够，贯彻执行力度较差；交通物流落后，基础设备不完善；电商人才缺乏，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动力、产业活力、资金吸力、政策引力、物流拉力等存在不足。分析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物流链（“五链”）融合的机理，通过发挥创新链方向，稳定产业链地位，增强资金链保障，提高政策链引力，增进物流链推力，更好地促进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目的]探索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对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该研究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对北部沿河区和南部梁外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行了调查与对比分析,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1)北部沿河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南部梁外区,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选择以农为主生计策略的比例高于南部梁外区,而选择以非农为主的比例低于南部梁外区。(2)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共同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对两区域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的选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本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比较而言,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态政策影响较小的北部沿河区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大于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南部梁外区。[结论]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具有区域差异性,生态政策是促使农户生计状况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政策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策略仍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生态政策也通过影响农户可实际运作的生计资本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