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出现了能否以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方向性争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结构升级中的创造性作用非常重要.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探讨了基础设施促进居民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分析了涉及重大宏观投资问题的微观基础,指出了未来基础设施的主攻方向和投资重点.本文发现,无论是按工程类还是按服务性质划分,社区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并且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便利了居民生产生活,促进了信息、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效率,改善了居民主观预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社区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创业概率.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仍然要肯定"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在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选择城市中心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为投资重点,注重对高技能居民的创业政策引导,以提升基础设施带来的创业回报,并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人才政策评价——以东北地区为例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为了给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才对地区发展的智力支持作用。运用PMC(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的政策评价方法，对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现行的人才政策进行分析，并与高人才指数城市的人才政策做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人才政策整体较为科学合理，对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人才晋升、金融支持与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还存在欠缺。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人才政策的对策建议。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协同效应价值评估

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法，能否为重污染企业带来协同效应价值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提出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对收益法改进，并综合应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B-S（Black-Scholes)模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协同效应价值进行评估。最后以中欣氟材收购高宝矿业为例，评估其绿色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并购后管理者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并购管理效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