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的FTA贸易伙伴选择-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TA数量的增长和层次的提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下一步应该如何选择FTA对象?文章基于ADBMRIO和OECDICIO的国别(地区)贸易增加值数据,通过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FTA数量和FTA层次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TA的建立使中国与成员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FTA对贸易增加值的作用仍然以广延边际为主,FTA深度对贸易增加值的集约拉动需要继续加深;与传统贸易活动相比,FTA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帮助;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FTA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距离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正在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应加快FTA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增加FTA数量的同时,加强FTA的深度建设,注重FTA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亚洲邻国的基础上,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FTA谈判步伐.     

中国水稻加工环节成本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探究中国水稻加工环节成本结构及影响因素，对促进我国农业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农业价值链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农产价值链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通过微观调研数据，构建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实证分析我国水稻加工厂的成本及要素投入的影响因素。［结果］（1）稻米加工厂存在规模报酬经济，扩大规模可以降低稻米加工平均成本。（2）建立品牌、与农户形成合同关系、鼓励多元主体经营、公司成立时间、企业能够获得政府支持对降低加工厂的平均加工成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3）建立品牌、与稻农签订合同、企业负责人的年龄、受教育年限越高对提高加工厂资本投入，促进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应采取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稻米加工产扩大加工规模，与上下游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加强稻米加工企业的品牌意识进而提高我国稻米加工产业的成本竞争力，并鼓励具有更为丰富管理经验、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担任企业负责人，在促进我国稻米加工行业的升级转型的同时，提高我国稻米副产品的深度开发利用。     

CEO hometown identity and firm green innovation

Drawn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hometown identity drives firm green innovation. We propose that CEO hometown ident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 firm's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we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determined by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e.,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market complexity). We propose that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hometown identity and green innovation, but market complex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Using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 from 2002 to 2016 in heavily polluting industries,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se hypotheses. Our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terature and has substantial practical implications.     

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影响评价

［目的］研究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来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特点及驱动因素，评价各类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程度，为科学编制区域空间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用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构建了全省生态用地转移矩阵，归纳了影响生态因素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了驱动力指数计算方法，定量分析和比对了各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结果］2009—2017年生态用地共计转出2048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72%； 转入316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072%。8年来全省生态用地净减少1732万hm2，占2009年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00%。生态用地的流向以耕地最多，向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流出次之，向设施农用地的流出也有较大面积。［结论］（1）在影响生态用地变化的六大驱动因素中，耕地开发和城镇村工矿占用的驱动力指数最高，非耕农业占用对生态用地的变化有一定影响。（2）六大因素中城镇村工矿占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最强。     

SPME-GC-MS分析皖西白鹅蛋挥发性成分

以皖西白鹅蛋的熟蛋清和熟蛋黄为研究对象,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皖西白鹅蛋的挥发性化合物进行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从皖西白鹅蛋的熟蛋清、熟蛋黄中分别检测出48种、24种挥发性化合物,鉴定到的挥发性物质主要包括烷烃类、烯烃类、醇类、酮类、酯类、含硫化合物、杂环类及硅化物等。研究结果为鹅蛋的品质和风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也为鹅蛋的生产加工方式提供一定的参考。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投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深入分析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投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创新创业与企业发展、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03-2018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39个城市风险投资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沿线地区的风险投资发展具有不均衡性，呈现为沿海高、西部低的分异格局；②风险投资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均为正，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风险投资机构数、国家高新区数量、风险投资退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风险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污染对风险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ESG投资理念逐渐获得认可，沿线地区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不确定环境下创业型领导如何提升组织创新绩效

创业型领导是企业应对高度不确定环境的有效领导力，通过机会开发、变革创新保持竞争优势与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据战略创业理论和效果推理理论，对高科技企业高管和员工展开问卷调查，探究不确定环境下创业型领导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创业型领导正向预测组织创新绩效；组织即兴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组织即兴关系，并进一步调节组织即兴在创业型领导与组织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该研究发现对企业充分发挥领导效能、促进组织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新冠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很多国家推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危机。从经典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博弈理论来看，应对本次疫情冲击的各国货币政策协调性不足，“以邻为壑”的非合作均衡效果明显。为数不多的货币政策协调也存在执行力不足、深度与广度不够、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低等问题。在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强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国际组织需要创设协议和合作剩余分配机制，寻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和防止国际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加强政策沟通和信息共享，提高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建设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建立长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在现有的IMF和G20等平台上发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协调桥梁作用，通过持续开展央行间技术性合作等措施参与和推进协调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