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目的］探索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明确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为提高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脱贫致富能力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以地处甘肃藏区的夏河县为例，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在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活动及其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1）缺失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生计最为脆弱； 基本型农户的经济收入最低，生活最为贫困； 发展型生计策略农户无论是生计多样化指数，还是经济收入都显著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生活更为美好。（2）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发展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且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且金融观念落后； 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且同质性较强，当农户遭遇生计风险时能够寻求的外部帮助十分有限。［结论］发展型生计策略为该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引导该地区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引导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增强其脱贫致富能力的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来自长沙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实证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为新阶段乡村旅游、土地利用及农户生计互动关系和协同机制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以长沙市城郊乡村旅游地354户农户调查问卷为数据，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熵权法、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旅专型农户土地利用的社会功能水平最高；（2）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差异性，其中就业支持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旅专型具有正向影响；（3）在非旅型农户向旅游型转化中，社会功能是正向影响因素，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是负向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土地多功能利用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动力，识别不同土地利用功能差异并实施有效引导管控，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探索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地形分区的对比分析

目的 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长武县为例,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方面揭示各地形区农户生计分化状态,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方法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形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1）随着产业与种植结构的变化,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以及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步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中分离出来,生计非粮化与非农化趋势明显;（2）地形区间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塬区>梁区>沟区,兼业综合型>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传统农业型的特征;（3）受地形条件影响,不同分区间相同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同因子对同一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与方向亦存在差异。结论 研究区内农户生计分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前提与基础,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内在属性与驱动因素,地形条件决定生计资本因子影响的方向成为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的关键因素。     

生计资本、生计指数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基于CLDS家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为理论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综合指数,并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标准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纯粹农业型、外出务工型、农工兼顾型和当地非农型四类,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生计资本组合下的农户生计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方面存在明显的内部分化;耕地面积缺乏但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不足且耕地严重缺乏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当地非农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户多选择农工兼顾型生计策略。在农户生计资本类型中,人力资本及其配置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本对农户农业生产策略的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方面,且其黏性作用正在逐步减弱;物质资本对农户农业生策略产的黏性作用较强,主要通过家庭物质资料和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发挥作用;虽然农业贷款从政策导向层面扶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户的自发存款多用于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的自发投资效应还未形成。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SLA框架下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以广西山区农户为例

目的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框架,对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进行深入研究,为职业分化背景下促进农户多渠道创收以及实现山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多值选择模型,以广西山区的540家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纯农户与非农农户向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分化;自然资本丰裕更能吸引农户向纯农户或以农为主的兼业分化;增加金融资本有助于兼业农户专注于农业生产,也促使非农经营主体投身于农业经营;物质资本影响农户向纯农户或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转变;拥有自身务工经历的农民更易于选择以农为主的兼业形态,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因提升其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从而有助于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分化的程度因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而存在差异。结论 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向不同类型的职业进行分化,应从鼓励农户兼业化实现收入多元化以及鼓励乡村精英返乡创业的视角,适应不同类型农户分化需要,为调整农户生计资本,维持生计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生计资本对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活动的影响及评价*——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目的］通过深入研究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实现区域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基于对榆中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分析了东北部山区、中部川区和西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状况和生计活动方式，并对其生计活动进行评价。［结果］从农户的生计资本组合来看，榆中县整体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3类资本较为富裕，尤其在西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3类资本缺乏型农户比例较高。中部川区各乡镇人口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总指数最高，而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两者生计资本状况总体匮乏。农户的生计活动主要以种植、养殖和外出打工为主，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 中部川区人口的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最高，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且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加之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缺乏进一步限制了当地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结论］（1）针对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的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文化产业扶贫优势，开启地域产业扶贫新模式，打造地域无公害特色农业产业品牌，提高农户物质资本边际贡献； （2）发展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改善农户金融资本存量，预防村际农户金融资本二元极化； （3）实施免费教育培训技能学习，打造教育培训脱贫示范村，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缓解贫困人口生计压力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扶贫政策措施。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以福建省赤溪村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相关性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比例较高,但是旅游经营的项目单一;农户的学历、劳动力数量、地理位置、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农户生计资本和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中的权力关系、可借款能力、家庭年收入、了解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有资源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完善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农户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完善扶贫资金体系,完善旅游供给侧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实行多项扶持的针对性建议。     

农户感知视角下乡村旅游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安市为例

［目的］近年来，乡村振兴、旅游脱贫等政策背景下，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乡村旅游地的人地情感关系得以重构。旅游效应是从侧面反映旅游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途径，农户感知的社区旅游效应更具有直观性与代表性；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内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体的心理认同、喜爱和依恋等感觉，能较好表征农户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方法］因此，以延安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从旅游效应切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于麦克米兰（McMillan）及查维斯（Chavis）提出的归属感内涵，分析该发展现状下的社区归属感，并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辨析乡村旅游效应对社区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子，以期从一定层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旅游效应整体表现为正向，但社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文化氛围变差效应较明显。（2）研究区的社区归属感值与同类研究对比较低，案例地间分异较大。（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各异，居住环境影响城市近郊型旅游地社区归属感，边远景区依托型受社会保障和邻里氛围影响更明显。［结论］总的来说，农户感知的旅游效应较好，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农户对社区地域、社区内人群情感综合体的认同与喜爱决定社区归属感； 相较于经济效应，乡村旅游背景下环境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更主导农户的社区归属感。     

贫困山区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以左权县清漳河流域87个村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贫困山区不同耕地细碎程度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地域分异的影响,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精准扶贫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结果:研究区左权县4乡镇87个村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主要分为耕作、兼业、务工3种类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存在地域差异性,主导影响因素有高程、平均地块面积、地块密度、灌溉能力和农机通达能力;受耕地细碎化影响,轻度细碎区域农户更倾向于耕作,中度细碎区域农户更倾向于兼业,高度细碎区域农户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可以分为纯农型区域、兼业型区域和务工型区域,并针对每个区域提出具体脱贫措施。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对贫困山区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地域分异有较大影响。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基于合作博弈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集聚度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集聚是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同时，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探讨集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及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乡村旅游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建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者的集合，通过合作博弈论以及Shapley值分析乡村旅游集聚过程各参与者的贡献率。［结果］V（F）=V（P）=V（G）=0，V（FP）=60，V（FG）=70，V（PG）=60，V（FPG）=80，说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联盟可以获得最大的集聚度。同时，Shapley值结果表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经过合作后的集聚度均有所提高，且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合作博弈的前提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对合作均做出了贡献。其贡献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旅游企业、政府和农户。［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合作联盟，有效提高其集聚度，实现乡村旅游集聚和各个参与者的双赢。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北京市怀柔区西庄村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旅游作为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手段，而旅游业的发展对乡村用地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典型城郊旅游村庄西庄村的用地格局演变展开研究，识别当前旅游用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合理划定村级“三生空间”和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ArcGIS空间分析和马尔科夫模型，对1985—2017年西庄村用地格局演变进行定量研究。［结果］在旅游业影响下，西庄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持续扩张，耕地、园地和林地持续缩小； 用地功能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的多功能转变，且各阶段转变的主导类型不同； 以旅游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呈倒“U”型趋势，不同阶段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爆炸式多点扩展、填补式内涵挖潜和稳定有序扩展模式； 旅游区位优势、旅游市场需求、先锋农户带动及政府乡村旅游政策是典型城郊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结论］乡村旅游业发展应结合村级“三生空间”划定，科学划定产业用地空间，控制旅游用地无序扩张，促进乡村空间有序发展。     

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目的］企业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参与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企业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由于外部性问题，政府行为对乡村旅游扶贫最终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相应支持和规范，以更好发挥企业的扶贫作用。以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关系分析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 从政府监管角度，模拟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过程，分析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探索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1）政府监管行为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实质扶贫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强度。（2） 要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性扶贫策略，政府的支持措施要有力度，并保持严格监管的强大压力，对虚假扶贫的处罚要到位，解决企业在扶贫中的盈亏问题。（3）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扶贫过程评估机制和事后审计机制，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应发挥市场监管作用，保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结论］（1）获取足够多的收益是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而政府足够强的监管则是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扶贫的关键。（2）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难点，政府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实质扶贫的激励机制，加大对虚假扶贫惩处力度，培育企业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优化企业介入环境，以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

［目的］为改变乡村旅游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方法］结合使用文献综述法和实地调研法，基于环境正义理论，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分析乡村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结果］一直以来，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都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给乡村旅游地及其周边区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乡村旅游种际环境非正义和人际环境非正义。［结论］代内人际环境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乡村旅游环境问题的关键，确保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正义导向和矫正当前存在的环境非正义是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实现乡村旅游环境正义，一方面应增强主体的环境正义意识、构建公正的环境相关制度以确保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环境公正导向，另一方面应探索建立乡村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对已经造成或现阶段无法避免的环境非正义结果进行矫正，实现补偿正义。     

基于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对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对个性化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建立具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体系。［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119个红色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计算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资源要素价值、开发价值和社会效益组成评价层，下分14个指标，对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江西省红色旅游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不均衡； (2)在评价准则层中，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大，为0647 9，其次为社会效应，权重为0229 9，开发条件权重最低，为0122 2； (3)指标层权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资源完整性、教育性和组织管理，权重值分别为0162 0,0116 5和0111 7。［结论］江西省乡村红色旅游区数量较多，但整体呈集聚型分布特点； 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高，且整体资源禀赋较强，社会带动效应明显，具有极强的开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