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理性人的人情味：快手“老铁经济”的内在机制和逻辑

以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短视频平台之一快手头部主播直播带货推广项目的案例和数据分析为基础,构建解释快手直播电商经济底层逻辑的社会学机制模型.提出快手直播电商经济背后的3种社会学机制:关键影响者逻辑、身份认同逻辑和社会网络逻辑.通过LDA文档主题生成模型将快手主播的直播语义字段进行文档主题生成归类,发现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词交互影响受众的购买决策,它背后的社会学作用机制是关键影响者逻辑和身份认同逻辑.2020年快手直播电商半年交易额已达1044亿元,理解快手直播背后的影响机制,能够持续优化推广模型,在互联网流量广告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导航电子地图中的路网经路等级设计方法

导航过程中的路径规划与引导,不仅关系算法,更取决于所用的路网数据.路网有诸多属性和关系,关系到路径规划速度和引导合理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经路等级,又称拓扑阶层.本文拟从路径规划的原理出发,引出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中路网经路等级设计的必要性,继而给出经路等级设计的一般规则以及设计方法,最后通过北京、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路网经路等级的设计结果,验证了所提出的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地铁建设项目土建施工风险管理分析

本文主要对地铁建设项目土建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点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案,希望能够为地铁建设项目土建施工的有序开展提供帮助.     

品牌认同视角下“生产商-经销商-终端商”价值共创的逻辑再构

随着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入与完善,以品牌认同为引领的价值创造再一次引起关注,基于"生产商-经销商-终端商"三位一体的价值共创思维是重塑品牌形象强化品牌认同的关键.研究认为:经销商层面中人口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配送能力等是实现价值增值的因素,生产商层面中市场费用支持、分销政策支持、品牌战略提升是促进价值提升的关键,终端商层面中客情维护、货龄管理、品牌维护是保障价值实现的途径.     

导航电子地图中的路网经路等级设计方法

导航过程中的路径规划与引导,不仅关系算法,更取决于所用的路网数据.路网有诸多属性和关系,关系到路径规划速度和引导合理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经路等级,又称拓扑阶层.本文拟从路径规划的原理出发,引出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中路网经路等级设计的必要性,继而给出经路等级设计的一般规则以及设计方法,最后通过北京、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路网经路等级的设计结果,验证了所提出的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是否应该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 ——基于消费税职能的探讨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消费税理应秉持的职能定位,本文对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能够为政府的消费税收入带来至少2％的增幅,同时可以降低居民的能量摄入和体重;尽管存在微弱的收入分配负效应,相对于含糖饮料过量摄入引起的健康负外部性导致的经济损失,征税带来的收益比较可观.本文建议将含糖饮料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健康饮食消费的一个切入点,通过逐步扩大税目的方式最终形成契合我国国情的不健康食品消费税.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并购——来自中国重污染型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7年我国A股重污染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实施绿色并购；而当地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时，越会抑制企业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实施背景下的绿色并购扩张行为；进一步地，企业绿色并购会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且这一影响对并购后当年的企业价值影响最为显著；基于异质性分析方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约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促进其采取绿色并购，实施绿色发展；同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更有利于东部地区企业实施绿色并购，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影响不明显。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财政学:一个传统的移入与退出

20世纪50—60年代既是新中国财政学初建时期,也见证了苏联财政学传统移入和退出的过程。就其理论和实践来源看,苏联财政学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特殊年代政治实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混合物。虽然它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但其历史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在苏联财政学移植中国之时,其中一些负面特征也参与了新中国财政学的重建,并对其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起到了长久的羁绊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财政学“去苏联化”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源于塑造苏联财政学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当时的中国财政学界起着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影响财政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上,当时的中苏两国极为雷同。吸取20世纪50年代中国移植苏联财政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合理借鉴域外学术资源、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