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目标的理论思考

公司目标应该归结为公司控制权的归属，效率则是控制权实施的约束条件。一切影响公司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因素都可能是影响公司目标的因素，因而，公司目标实际上是公司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函数。当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外生给定时，私人股份公司的目标是股东控制权最大化，国有上市公司的目标则是政府控制权最大化。     

对产业生态化理论的思考

本文首先对产业生态化的历史渊源作了简要回顾;接着在指出“生态工业园区”概念不足的基础上,具体阐述了产业生态化的本质特征;全程生态化;而后介绍了沱牌生态园基本状况,并深入探讨了沱牌集团酿酒产业生态化实施细节;最后是政策建议。     

产权: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内生政府行为和所有权的产权模型：当物品属性外生给定时，在法律层次上界定私人物品有价值属性的归属关系取决于技术和政府的行为；政府既可以将私人物品界定为私人所有，也可界定为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这决定于政府类型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目标；当所有权界定以后，所有权主体行使所有权的能力和政府的行为选择就决定了一国资产的最基本的产权结构，由此，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政府行为与产权制度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关于公司产权的理论假说。     

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行政垄断行业进入——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现有关于市场转型的实证研究往往难以区分是再分配权力决定个体地位的获得,还是有更强能力的个体进入体制内并获得更高的地位。本文研究认为企业家的前再分配部门任职经历意味着企业创立时即拥有政治资本,而那些创业后获得政治安排的人则主要意味着其能力得到更多的认可。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市场化并没有减弱政治资本的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但若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结合,这种收益将增加得更多,由此可能导致权贵资本的产生。     

中国对虾产业发展现状及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

2010年中国对虾总产量持续位居世界之首,然而出口量和出口金额均小于同期的泰国;同时,出口单价也低于同期的越南,中国对虾生产与贸易面临着来自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强有力的竞争。本项研究通过对我国对虾产业发展现状的考证,最后提出应建立对虾产业整合协调机制,提升对虾产业组织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对虾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企业家政治关系、市场化程度与行政垄断行业进入——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研究着眼于中国现实情况,根据企业家政治关系的来源将其区分为从政经历和政治身份两种类型,分别研究它们对企业进入行政垄断行业的影响.以第八次全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例,通过建立逻辑函数,实证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家从政经历和政治身份对企业进入行政垄断行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私营企业家进入行政垄断行业的可能性却存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地区,私营企业家从政经历、政治身份对该企业进入行政垄断行业的正向促进作用却越低.     

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生存、演进及发展

本文从分工，专业化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生产组织的选择，农业生产组织的演进形式取决于政府目标及其采取的相应宏观政策，价格自由，择业自由是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前提，如果政府既控制农产品价格，又严格限制择业，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人民公社体制就是政府强制推行的制度安排，如果政府控制价格，松动择业，就会赞成工业品生产过剩，农产品供给不足；如果政府放开价格，控制择业，就会人为制造行业垄断，保证少数人利益，如果政府放开价格，择业限制松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选择就成为政府推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如果价格，择业充分自由，家庭农场可能是未来农业生产组织的重要形式。     

企业家三维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研究——基于珠三角私营企业的实证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和经济转型期中,企业家关系网络对私营企业成长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将企业家关系网络划分为三个维度:代表企业间关系的企业家外部横向关系网络、代表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企业家外部纵向关系网络和代表企业家对企业运营控制的企业家内部纵向关系网络:研究发现.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三个维度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成长,其中外部横向关系网络影响最大.外部纵向关系网络次之。内部纵向关系网络影响最小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企业剩余分配的演变与剩余指标的选择

马克思认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独占。本文指出,在马克思时代考察的古典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二为一,其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独占的。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发生了管理革命,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资本家为解决随之而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的剩余必然会由资本家独占演变为在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和中低层员工之间进行分配。本文在分析了职业经理人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上,比较了几个考核剩余的指标,认为可控边际贡献是较好的选择。     

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与效率分析

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目的是实现全民的共同利益，然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断下降，政府转变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代之以间接控制。间接控制的方式主要有：控制董事会、业务控制和法律控制。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间接控制仍然缺乏效率，因为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能力有限、政府没有办法选择真正有能力的经营者、也无法有效地激励和控制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