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及拓展方向

农村改革40年来的农业经营制度变革,一直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农业的规模经济性。尽管已有研究对如何改造传统小农尚未达成共识,但推进农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成为我国主流的政策导向。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如果将家庭经营卷入分工活动,那么农业规模经济性既可以表达为土地规模经济,也可以表达为服务规模经济。家庭经营卷入分工,关键在于开放和盘活农地经营权。盘活经营权依赖于产权的可分性,产权细分为多元经营主体进入农业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了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劳动分工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生产组织与交易组织的生成将成为保障分工效率并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机制。     

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分析：基于产权的视角

研究目标：借鉴马克思及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思想，研究揭示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选择及经验。研究方法：基于产权理论对经济事实进行逻辑推演，并采用1978~2012年中国农村统计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体现在农村资源（土地和人力）的产权制度改革上，由此形成的资源产权激励效应和正向扩散效应，正是中国农村人口发生大规模减贫的最重要原因及主要经验，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研究创新：本文基于产权理论的研究为减贫提供一个新的微观制度视角解释。研究价值：总结提炼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般性理论经验，对今后减贫事业推进具有借鉴意义。     

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

农地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什么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不选择将农地流转给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租金?对此,本文构建"依赖特征—价格幻觉—价格机制失效"分析框架予以解释,并利用全国6193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对农地资源价值评价维度的不一致。其中,农户(作为农地潜在转出方)对农地的多重依赖以及对农地的多维价值评价引发的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离地进城就业的忧虑、对农民外出就业扶持政策的不满意以及对承租户种植作物品种的控制意识,会显著增加农户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可能性;对于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农户,改善农民对进城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降低其农地价格幻觉程度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农地流转市场性质的理解。     

农业分工的制度逻辑——来自广东田野调查的验证

农业交易特性导致其分工是不完全,但通过细分农业经营权可扩展农业要素市场的容量,农业分工水平从而经济绩效得到提升。市场容量的扩展必然伴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容量,农业分工因而受到交易成本约束。农业的交易规模有限性、交易风险性与资产专用性以及农业资源产权被管制程度和农业契约不完备性都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来源。不过,由农业要素契约构成的中间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所以,应该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和创新服务方式来促进农业分工发展。上述理论与广东田野调查的实证结果相一致。     

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兼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本期约请罗必良教授主持的专栏选用了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理论维度讨论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内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一文认为,由二元结构理论所界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代表了两种不同生产率与收入水平的农业。     

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本文将农户分为五种类型,并将农地规模分解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由此构建“农户类型—规模形式—减量化行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农户减量化的规模逻辑。基于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①对于所有样本农户来说,地块规模越大,减施量越高。其中,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生产型小农,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而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减施量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②农户连片规模扩大,减施量就增高,并且能够增强地块规模扩大以及经营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③农户社会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据此,农业减量化,应鼓励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形成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然后诱导服务供应商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对农地规模经营的替代。     

食品安全与农户生产技术行为选择

本文构建"禀赋特征—认知特征—生产技术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利用广东省331份农户问卷数据,以农药技术行为选择为例,研究了农户生产技术选择安全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禀赋特征中,个体禀赋对农户农药安全技术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土地禀赋会对农户农药安全技术行为起负向影响,能力禀赋和认知特征对农户农药安全技术行为起正向影响。此外,本文从认知特征维度进一步讨论了农户农药技术行为选择中"有意不安全"和"无意不安全"问题,由此发现农业生产中存在明显的"有意不安全"的现象,并指出这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动因何在?——基于农地产权与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9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要素配置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会抑制农户种植农作物,但对种植经济作物的抑制作用显著强于对种植粮食作物的抑制作用,且不显著降低粮食种植户的粮食播种面积;(2)随着农地产权管制的放松,纯务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务农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会激励他们越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3)兼业农户与"离农"农户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即务农成本最小化,强化地权稳定性将诱导这两类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4)随着粮食生产中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能够提高粮食生产绩效。本文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地权稳定性的改善以及农业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均会诱导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从而表现出种植结构的"趋粮化"。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