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债务规模与债务结构的双重视角

在提出测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新方法的基础上,基于所测算的数据,从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的双重视角,全面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债务规模而言,当地方政府债务率相对较低时,增加债务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地方政府债务率相对较高时,进一步增加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会减弱。就债务结构而言,当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占比过高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隐性债务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更强。因此,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应从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两个视角综合考量,为各地量身打造防范与化解债务风险的最优策略。     

居民加杠杆影响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基于融合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

居民加杠杆是否能有效促进消费,已有研究从总量层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源于不同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融合机器学习模型的GML(generic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因果推断方法,客观量化评估了居民加杠杆的异质性效应,并使用机器学习解释性方法识别了导致异质性效应产生的核心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居民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最高效应组的处理效应约是最低效应组的2倍。第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导致居民加杠杆效应存在异质性的最核心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的贡献率达到30%,明显高于其他特征因素。第三,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加杠杆效应的核心因素不同。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作用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房贷压力;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主要源于养老育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需要依靠借贷弥补收支缺口。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居民加杠杆效应的异质性及其产生根源,可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参考。     

“债务-通缩”理论的发展与启示

通过梳理“债务—通缩”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典型案例，笔者认为理解“债务—通缩”机制需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资产价格暴跌是“债务—通缩”危机的触发点。二是金融体系的稳定能够降低“债务—通缩”危机的严重程度。三是宽松货币政策辅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帮助经济摆脱“债务—通缩”危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保持稳定，有效地抑制了部分行业“债务—通缩”风险的蔓延，因而中国经济也尚未陷入“债务—通缩”困境之中。但政府部门必须高度警惕衰退式泡沫的形成及潜在的破裂风险。在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定位的同时，需加强与宏观审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妥善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降低间接融资占比有助于去杠杆吗——金融结构与杠杆率关系的检验

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杠杆率高企的主要原因。由此,降低间接融资占比被视为去杠杆的有效手段。然而,本文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关系,并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之后,认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1)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非已有多数研究认为的正相关关系,间接融资占比并非越低越好。(2)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U型曲线的拐点值会受到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越高,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高。反之,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低,间接融资占比上升更容易推动杠杆率上升。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高杠杆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间接融资占比偏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偏低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相关举措来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有助于推动中国杠杆率的下降。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劳动保护费和职工福利费的涉税处理对比

<正>一、劳动保护费和职工福利费定义范围1.劳动保护费《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号）第三条：劳动防护用品,是指由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配备的,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免遭或者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保障员工工作安全的安全服、安全帽、手套、防暑降温品等,归入劳保用品。劳动保护费有一定的列支范围,并且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特定的岗位,比如生产车间工人、电力维修工人。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应对“三重压力”

2021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不过面临的下行压力也有所增加。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短期来看，“三重压力”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消费和投资需求恢复偏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居民和企业预期指标下滑。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实际上源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者有机结合，其中，稳定政策主要应对“需求收缩”、结构政策主要应对“供给冲击”、增长政策主要应对“预期转弱”,这三项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压力”。同时，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之间还可以更科学地协调配合，从而有效提高政策的调控效率，更好应对“三重压力”并促进中国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