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风险的研发联盟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文章考虑研发存在技术风险,建立了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不同财政补贴方式（研发投入补贴和产品补贴）下的企业研发和生产策略。通过理论和数值仿真分析找出了不同补贴政策下的企业最优策略和相应的社会福利,并就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提出了相应建议。研究表明,两种补贴政策均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解,研发难度较小的情况下宜采用研发投入补贴,研发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应采用产品补贴,以此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社会福利。     

批判实在论增进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之我见

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贡献是外部援助式的,本体论援助是前者推动后者创新的关键切入点,也是我们把握二者关系的基本理论视角。这个切入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它阐述了社会经济实在的分层性、超验性、突现性和转化性本质特征,这些内容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另辟蹊径,用一般科学实验方法解析了马克思揭示经济规律的研究方法;为有机整体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辩证方法提供了新视角;剖析了在流行的定量、定性分析中的方法论误区,化解了它们之间的张力并使之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70年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与领跑机遇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会从核心（领跑）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并为“有作为”的后发国家提供范式追赶契机,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会给经过几轮范式追赶且步入“并跑”阶段的后发国家创造范式领跑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成功跨越技术-经济范式的“卡夫丁峡谷”,目前爆发的工业智能化革命给我国带来领跑新兴范式的历史机遇。从技术-经济范式赶超角度诠释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探析制约我国范式领跑的体制机制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     

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创新政策转型

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带来了新的技术赶超机遇,但也加剧了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短板。根据佩蕾丝、弗里曼等对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阶段,处于技术赶超机遇期。美、德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赶超英国的经验给我国的启示是,以追踪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为导向的创新政策是我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必要条件。要抓住技术赶超机遇就必须反思目前我国创新政策缺陷,通过创新政策转型和创新,营造促进民族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促进向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并跻身于并跑和领跑行列。因此,加强金融规制、系统性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培育民族高技术产业创新集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鼓励人才流动等成为我国创新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     

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联盟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研发存在投资溢出与技术风险,建立了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政府研发投入补贴与产品补贴方式下,企业不同的研发和生产策略,通过理论和数值仿真,分析了不同补贴政策下的企业最优策略和相应的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在溢出效应较大时,政府宜采用研发投入补贴来提高社会福利;当创新难度和技术风险较大时,政府宜采用产品补贴方式提高社会福利,但两种补贴方式都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基于溢出效益的研发联盟利润分配设计

研究了如何利用利益分配方式作为激励机制,促使研发联盟成员放弃投机行为(即道德风险);对Shapley值法进行修正并以此为分配依据,设计出研发联盟的利润分配机制,以此激励联盟成员自动选择联盟最优投资策略作为自己的研发投资策略;通过理论及数值仿真算例分析证明,采用修正的Shapley值法进行利润分配,能够实现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合作研发的成功。     

批判实在论与经济实证研究深层化问题初探

根据对批判实在论和实证研究深层化的分析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抽象法是溯因推理或回溯法的先驱方法.批判实在论的方法在实证研究深层化中具有显著地位和作用,为方法的多元论和反对单纯的数学演绎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     

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述评

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认为银行贷款是货币增长的主要源泉，主张从贷款到存款的因果关系箭头。但围绕货币供给特征、利率决定以及流动性偏好等问题，又存在不同的见解。从动态学上综合信用货币的复杂性是该理论的最新发展方向。该理论认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基础是信用货币理论，这与新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微观分析方法具有本质区别的。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强调用收入方法而不是货币方法来分析通货膨胀问题。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金融体系的运动规律，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后凯恩斯信用货币供给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后凯恩斯信用货币供给理论认为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货币，是银：厅和客户之间的债权交换；信用货币的供给是需求决定的，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引致储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很难实现数量控制，只能采取价格（利率）控制。在一个具体的市场期间里，无论是在零售贷款市场方面还是在存款市场方面，银行都是价格的制定者和数量的接受者。对中国1994—2006年相关数据的经验研究支持上述理论逻辑。信用货币循环的理论逻辑与经验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