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集团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研究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日常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集团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面对新形势、新目标,集团企业要准确把握战略方向,努力提升创新能力,建立风控机制,推动企业的预警机制完善。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已经成为实现各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之一,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服务于企业战略目标,没有好的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集团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对自身进行有效调节,为促进财务管理体系职能作用的发挥、促进集团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企业对财务管理的要求已经从观念上发生转变,财务管理必须适应企业新的运作模式,业务与财务之间不在是"发生"与"核算"的关系,业财融合才是企业发展的未来。文章将对我国集团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探寻集团企业在新时期财务管理创新的有效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集团企业的发展带来帮助。     

分析师实地调研提高了信息效率吗?——基于年报市场反应的分析

实地调研作为分析师了解上市公司非公开信息的重要手段,对资本市场的效率提升发挥重要作用。利用2009年至2014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讨分析师实地调研对年报市场反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提供的增量信息被投资者作为年报会计盈余的决策参考,实地调研确实提高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信息效率的提升与调研次数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组回归后发现,分析师调研发挥的信息沟通功能在公司信息环境较差的情况下较为明显;机构投资者以及流动性较强公司的投资者更能对分析师调研的增量信息做出回应,不同投资者利用分析师实地调研所提供信息优势的能力存在差别。     

泸州市商品房市场去库存措施的有效性研究

2015年至2017年,四川省中小城市采取了大量措施去商品房库存。其中,泸州市主要采用了购房补助发放、被征收住宅货币化安置、公积金贷款优惠等多项措施推进去库存进程,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着市民对去库存措施理解不到位、去库存分化明显、助推了房价的上涨等问题,所以最后提出了可采取依托地方媒体媒介进行措施宣传、实施差别化措施、实施有效供给等建议。     

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改进——以施工单位为例

针对现行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以施工单位为例,在比较分析已有信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统计方法,得到市场主体对现有评价指标的认同度,并分析不同指标认同度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删除门户网站及平台信息、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及施工年产值等认同度低的指标,提高管理层素质、人员素质及管理制度等认同度高的指标的权重。     

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与企业跨行业经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跨行业经营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越高,越不倾向于跨行业经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企业跨行业经营的行为。但是这种抑制作用仅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并没有影响其跨行业经营。本文进行内生性检验和安慰剂测试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环境政策工具对生态创新的影响: 研究回顾及实践意义

各种环境政策工具用来推进生态创新的开发、传播与应用，但不同政策工具对生态创新的作用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系统梳理了环境政策工具对生态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探究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及其本质，以理解在推动生态创新开发、传播与应用情景下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及其实践意义。     

我国闲置土地处置中的政府功能与政策选择分析

目前我国土地闲置现象触目惊心,造成实质的资源浪费和损失。从性质上来分析,土地闲置也属于土地市场失灵,需要由行使公共职能的政府给予矫正。在目前的各种矫正措施中,有偿收回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措施。有偿收回,既可提高闲置土地的处置效率,使土地效益尽早实现,又能降低博弈和交易成本,有利于维护当地的投资环境、更有利于稳定土地需求预期、端正投资动机,对地方的财政收入及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都具有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