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开通与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文章基于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了沿线城市低碳发展；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在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推动中欧班列建设及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探析企业投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现阶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创业热潮。伴随着新创企业的不断出现,投资管理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合理地选择有竞争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实现主体的收益最大化,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当前企业投资管理中,主要存在投资专业人员缺失、投资风险防范不完善、投资管理监督薄弱、投资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从事前对所要进行投资的行业进行财务分析,事中加强投资管理的监督,以及建立健全事后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对运作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剖析,以为企业投资管理的实际操作提供参考。     

论集团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

目前国民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众多的集团企业正在不断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包括对区域多元化发展、跨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集团企业都在体现自身的角色担当。集团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成长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也在不断体现,特别是内部控制在企业发挥作用与否的问题十分突出。需要对集团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探讨,提出发挥内控作用的对策,以期实现集团企业的长期稳步发展。     

企业重组中不动产处置方案税负比较

本文对比分析企业重组中不动产处置时,以市价直接转让不动产、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和不动产以净值无偿划转三种方式下的总体税负.以某酒店集团为例,通过计算三种方式下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等,发现不动产以净值无偿划转方式的总体税负最低.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研究:2008-2017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的发展,中国货币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也不断提高。基于2008年1月-2017年6月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总体而言,基准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主要因素。分时间段看,贷款利率浮动限制放开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显著提升;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略有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定价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后,本文发现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变化是中国利率传导效率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金来源和市场利率波动均是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就如何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对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电子商务信任问题研究综述

电子商务在我国蓬勃发展,电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也亟待解决,文章从信任定义出发,梳理了目前学者所关注的信任算法模型,总结出从电商交易过程出发构建的信任机制、融入人际网络的信任机制与运用区块链的信任机制这三个方面。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通过估计基准Q作为投资机会变量,用双边随机分析的方法,估计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数据,并分组检验了各种治理机制对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现金股利、举借外债和混合所有制对代理成本的治理效果甚微,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则表现出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举借外债可以最有效地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而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地缓解了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