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我国公共服务价格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公共服务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迫切的需求。本文以我国公共服务价格管理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价格定价机制、强化监管和市场竞争机制、优化价格调整机制以及提高公众参与度和信息公开度等政策措施。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基于AHP-TOPSIS模型的京津冀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评价研究

依托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TOPSIS模型对京津冀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员工制、准员工制、培训学校、中介制四种类型家政机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的关键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不同类型家政机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改善的针对性建议,为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质量、保障能力的发展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也导致贫困地区及弱势群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差异。所以,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进一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强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体系,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地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水平。     

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正常,我国的农业发展也步入了一个新时代,现有的矛盾已从供给总量的不平衡转变为供给侧结构的矛盾。因此,农业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在新形势下稳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升级转型的必然途径。金融资本作为重要来源,也是农业供应方面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此,要把握机遇,在农业供应改革方面发挥金融的作用农业供应方面,它不仅能使金融业发展和创新,也可以创建新农村农业发展势头,创建一个新形势下的农业现代化。     

“互联网+流通”背景下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策研究

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流通设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为顺应“互联网+流通”发展趋势，国际通行做法是在将传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型物流中心等纳入基础设施体系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公共信用平台、信息平台等的建设。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的效用模型和博弈模型及其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应重视并改进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机制，提高实际运营主体投机取巧的成本，完善考核、奖惩等机制，以提升流通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履行公益性承诺的意愿；而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消费者社群等亦是重要监督力量。优化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供给的现实路径包括：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直接支持效果，分类、规范推进公私伙伴关系共建流通基础设施，以及建立健全地区规划与协作机制。     

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美国各部门杠杆率变化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疫情大流行一度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债券遭到抛售,全球陷入流动性恐慌。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刺激计划,力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由此也导致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不断累积,杠杆率高企。与西方国家无节制的政策扩张不同,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出了“跨周期调节”,以助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