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文本研究——以“北上广深”为例

科技人才是重要人力资源。自2017年以来，我国通过各类人才激励政策集聚人才，增加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从科技人才激励角度出发，收集了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四个城市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文本，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构建了二维政策分析框架，并运用内容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探析，探究以供给型安全需求政策和供给型自我实现政策为主的科技人才激励政策体系。     

中国消费内生动力：收入增长下的涓滴效应研究

深入了解涓滴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消费视角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1992～2016年城镇住户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基于欧拉方程和工具变量法，从收入分布视角探讨同一城市内高收入家庭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涓滴影响。结果显示：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收入最高2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中间60%家庭消费增长0.050%～0.057%,中间6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最低20%家庭消费增长0.185%～0.231%,涓滴效应主要从收入高分位向低分位传递影响；通过地位寻求动机下的向上攀比，消费涓滴效应显著提高中间收入家庭的设备品、教育、通信与娱乐用品、居住、食品等消费分类支出和比重，提升高品质消费品的拥有率；促进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和稳定消费品供给价格是发挥涓滴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降低涓滴效应的影响。充分发挥居民家庭尤其是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涓滴效应，在多重不利环境下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人才政策评价——以东北地区为例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为了给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才对地区发展的智力支持作用。运用PMC(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的政策评价方法，对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现行的人才政策进行分析，并与高人才指数城市的人才政策做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人才政策整体较为科学合理，对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人才晋升、金融支持与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还存在欠缺。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人才政策的对策建议。     

新收入准则对咨询服务企业收入确认与计量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当前，咨询服务企业在收入确认实务工作中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会计核算难度大幅度增加。为了满足经营管理需要，咨询服务企业应当遵照新收入准则开展咨询服务，提高收入确认与计量的管控力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以新收入准则修订为背景，结合咨询服务行业实际业务特点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在新收入准则下咨询服务企业收入确认与计量发生的主要改变，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以提高咨询服务企业的会计核算信息质量，降低经营管理风险，希望对咨询服务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跨省区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

文章在构建两地区两部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而选择人口规模与降雨量分别作为工具变量,构建两类互相检验的工具变量模型实证研究,并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必要性、弱工具变量风险以及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四个方面对实证结果做了合理性讨论.研究结论认为当城乡收入差距位于"倒U"理论拐点的右侧时,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否则相反.环境的异质性影响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敛的关系效应,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收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散,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效应减弱.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五链”融合机理和策略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有效创新农产品交易模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农村电商仍然面临思想观念落后，创新思维较弱；企业数量较少，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政策引导不够，贯彻执行力度较差；交通物流落后，基础设备不完善；电商人才缺乏，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动力、产业活力、资金吸力、政策引力、物流拉力等存在不足。分析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物流链（“五链”）融合的机理，通过发挥创新链方向，稳定产业链地位，增强资金链保障，提高政策链引力，增进物流链推力，更好地促进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     

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目的]探索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对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该研究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对北部沿河区和南部梁外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行了调查与对比分析,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1)北部沿河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南部梁外区,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选择以农为主生计策略的比例高于南部梁外区,而选择以非农为主的比例低于南部梁外区。(2)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共同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对两区域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的选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本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比较而言,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态政策影响较小的北部沿河区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大于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南部梁外区。[结论]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具有区域差异性,生态政策是促使农户生计状况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政策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策略仍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生态政策也通过影响农户可实际运作的生计资本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引洮工程”引发的受水区污染治理研究

[目的]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安定区、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榆中县和会宁县的人畜饮水、工业用水、生态用水及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引洮工程通过九甸峡水利枢纽抬高水位将黄河上游洮河支流水资源引入受水区。在受水区,在调水增加本区供水总量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增量水资源使用后带来的废污水,客观上对污染治理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轻视排污问题将加剧受水区乃至下游的水系污染程度,影响受水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从理论上探讨了环境容量、排污权及其关系。采用定额计量法计算了调水带来的COD和氨氮增量。[结果]调水使得受水区COD和氨氮每年分别增加6 914. 30t和1 440. 48t。就COD而言,受水区平均排放量占该区环境容量的51. 12%,似有较多的容量结余,但区内排放极不平衡,榆中和会宁已经超排。就氨氮而言,受水区平均排放量将占该区环境容量的151. 55%,总体超排很严重。区内除临洮以外,其余5县区均超排,其中,榆中和会宁超排1倍以上。[结论]排污量是假定增量污水符合二级排放标准的前提下计算的,如果处理率低、排放达标率低,则超排现象会更为严重。对此,要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治理,诸如完善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治污机制、排污权配置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污水处理企业改革及引导受水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