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技术转移是将社会科技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渠道不畅、技术转移绩效不高、大学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基于现实需求和研究缺口，构建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收集我国38所研究型大学样本数据，采用SPSS24.0和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论证和检验组织模块化对于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模块化独立性、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其对组织模块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协调度视角下长江流域产业转移效率研究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在块集聚与点极化双重压力下面临的现实难题，长江经济带尤其是欠发达省份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是解决该难题的必然路径选择。产业转移活动因区域主客体特征变量不同，呈现出典型的多发式转移和门槛转移特征，使得区域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指导，陷入盲目拼政策红利的状态。结合效率模型及考虑熵权的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度分析，测算了2004-2016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年综合产业转移效率，并考察了门槛效应值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转移效率提升较为明显，但不少省（市）存在不协调的阶段性平衡关系，且这种关系还未显露经济总量驱动下的协同发展能力。     

董事长金融经历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具有金融经历的董事长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通过区分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投行工作经历,利用中介效应、分组检验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经历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行经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董事长金融经历的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并且能降低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财务风险。通过研究丰富了高管特征经济效应及企业资产配置领域文献,为宏观“脱实向虚”的微观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影响评价

［目的］研究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来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特点及驱动因素，评价各类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程度，为科学编制区域空间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用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构建了全省生态用地转移矩阵，归纳了影响生态因素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了驱动力指数计算方法，定量分析和比对了各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结果］2009—2017年生态用地共计转出2048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72%； 转入316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072%。8年来全省生态用地净减少1732万hm2，占2009年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00%。生态用地的流向以耕地最多，向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流出次之，向设施农用地的流出也有较大面积。［结论］（1）在影响生态用地变化的六大驱动因素中，耕地开发和城镇村工矿占用的驱动力指数最高，非耕农业占用对生态用地的变化有一定影响。（2）六大因素中城镇村工矿占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最强。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工具重分类解析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金融工具特别强调以合同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一般来说,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也可能包括一些尚未确认的项目(如尚未确认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其中,金融负债不允许重分类(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之间的重分类),权益工具只有一种计量属性(以历史成本计量,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权益工具内部的重分类不涉及计量属性的改变。     

区际产业转移关联溢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使用1999-2016内地年30个省市、27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定量测度区际产业转移，选择产业关联较强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投入产出法识别关联产业、测算其关联产业溢出，利用2004—2016年内地28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关联产业溢出效应与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的关系、产业转移中的关联产业溢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2014年中国工业空间基尼系数出现拐点，总体工业由之前的分散转移转为新的集中转移，而电子设备制造业仍处在向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集聚的分散转移中；②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中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且促进了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高质量发展；③产业转移中第三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对电子设备制造业分散转移的作用高于工业，但工业的关联溢出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明显高于第三产业。     

“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证据

为探讨现代企业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立足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以经验取样法为研究范式，以高管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体验及创新成效为对象，展开连续15周日记研究，结果发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会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规划性博弈与功利性博弈具有中介作用，技术吸收能力具有调节作用。由此证明，在“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合作中，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水平在历经组织间博弈后，将显著调节由技术转化而形成的创新绩效增幅。建议相关企业主动开展创新合作，并通过均衡性博弈机制完善自身技术吸收体系，实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双赢”初衷。     

高管薪酬、董事会治理与分类转移

本文研究了高管薪酬和董事会治理对分类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货币薪酬会诱使高管向上转移利得,股权激励和缺乏区分度的薪酬制度会诱使高管同时向下转移费用和向上转移利得;而勤勉、独立和两职分离的董事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并抑制这两种不同方式的分类转移;但董事会对分类转移的抑制程度小于高管薪酬对分类转移的诱发程度。进一步地,良好的市场、法制和媒体监督环境能够有效缓解高管薪酬对分类转移的诱发作用,而董事会能够有效弥补法制建设和媒体监督不足导致的分类转移治理缺陷,并在较高质量的审计环境下对分类转移发挥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首次结合制度背景和媒体监督研究了公司核心治理机制对不同分类转移方式的影响和原因,并创新性地对向上转移利得的程度进行了衡量,为监管部门及公司治理机制、会计准则的制定者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