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

以相对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股权构成为解释变量 ,本文系统考察了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在对行业、公司规模和宏观经济条件等因素加以控制后 ,使用来自电子电器、商业和公用事业三个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我们的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表明法人股和流通股对企业业绩有正面影响、国有股有负面影响的预期只在竞争性较强的电子电器行业成立 ,在竞争性相对较弱的其他两个行业则不成立。这一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 ,为了使通过上市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的政策发挥所期望的作用 ,首先应尽量提高行业的竞争性。  

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

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薪酬管制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在职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与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说明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与民营企业中内生于公司的薪酬契约相比,国有企业中受到管制的外生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从理论上说通过较快的资本积累和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欠发达国家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然而，这样的经济收敛仅仅发生于东亚少数几个经济。我认为：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决定收敛是否会发生的重要因素。假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扭曲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来补贴或保护这些企业。市场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寻租行为将会盛行。结果，这个经济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时，这个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并实现收敛。根据跨国经验数据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上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实现收敛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改善市场的作用，鼓励企业在做产业和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本文阐明了自生能力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 ,改革之前为了实行技术赶超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由此内生决定了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并内生决定了改革以来的“软预算约束”的形成。基于理论分析 ,最后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本文以2001—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我们还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

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 ,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 ?已有的经济学文献有两个基本的解释 :一种认为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产权的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简称“效率论”) ;而另一种认为政府是出自财政的压力 ,即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 ,或出售国有资产增加财政收入 (简称“收入论”)。我们的实证研究否定了“效率论” ,而给“收入论”提供了支持。此外 ,我们的研究还为以下结论提供了依据 :政府对失业和降低控制权收益 (来自对国有企业直接的控制权 )的担心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重大障碍。因此 ,一个简单的含义是 :采用一个将政府目标函数考虑在内的次优民营化或破产清算方案是明智的 ;同时 ,对政府来说 ,这也许比一个无法实施的最优方案更为可行  

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

本文讨论了生产成本函数形状、企业生产目标函数的变化对于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在产业乃至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的影响。本文贡献了一个关于社会福利极大化目标在企业产量决策中的权数θ与产量水平q的两阶段古诺—纳什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 ,分析了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的市场需求反函数条件下 ,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与私有企业进入对于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效应 ,论证了在上述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趋于零。  

论新公有制企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股份制有多种类型,如股权集中型股份制、股权分散型股份制、国家参股的股份制、没有国家参股的股份制、公众直接持股的股份制、公众间接持股的股份制等等。哪些类型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哪些类型的股份制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理论创新。为此,本刊特辟专栏讨论这一问题,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踊跃投稿,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

本文在张维迎给出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将企业家形成的个人资产和能力扩展到经验领域的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和能力获取过程 ,这样 ,将张模型中企业家形成的财产约束转变为动态的企业家能力获取过程。由此 ,将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本假说扩展为在企业家创新过程的能力获取成本下自我甄别的企业家学习模型。并进一步给出市场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行为模型 ,企业家行为模型旨在描述在国有企业企业家甄别机制扭曲或失灵情况下的政府—企业家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