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政策性负担、简政放权与地方国企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在地方国企改革中，推进简政放权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以及简政放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地方国企为样本，研究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关系以及政府简政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同时显著增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2)政府放权意愿对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负面影响具有拟制作用，表明政府放权意愿能够缓解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的负向作用。(3)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垄断行业、中西部地区，以及在董事会持股比例低、独立董事占比低、“两职合一”、高管有政府任职经历时，政府放权意愿更能抑制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负向关系，政府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更强。     

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社会性负担、融资约束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1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现金持有的视角,考察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高,企业现金持有比例越低,这种影响在非政治关联的企业和失业率较高的地区里更为显著。对社会性负担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机理和具体机制的分析验证了社会性负担能够降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社会性负担越高的公司,能够获得越多的政府补助;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能够提高企业银行贷款能力,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但进一步分析发现,承担较高社会性负担的民营企业在加强资本投资的同时,投资-业绩敏感性下降,即在获得融资便利之后进行的更多是无效投资。由此得出社会性负担扭曲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激励机制,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结论。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我国创业投资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年到2003年间我国56个本土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非国有创业投资机构;(2)创业投资机构的资本规模与回报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上海、深圳两地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4)本土创业投资机构的从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周期、退出方式均与回报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财政竞争中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空间经济效应分析

非税收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往往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一个财政竞争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的非税收筹资行为影响要素流动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间存在非税收竞争行为,且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2)地方政府的非税收筹资行为不但没有发挥其作为竞争手段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应有的作用,反而因相对落后地区对非税收入的依赖度偏高而起到负作用。     

政府支出、效率改进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随机系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政府支出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或)单个要素产出效率。本文采用面板数据随机系数模型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规模大的地区,政府支出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会降低单个要素效率;而政府支出规模较小的地区,其政府支出可改善单个要素效率,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总体上,政府支出规模越大,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越低,说明政府干预会降低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因此,前者可适当降低政府支出规模,同时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而后者由于市场竞争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其技术进步不需要扩大政府支出的激励,政府支出应主要用于改善资本和劳动的效率。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为何签约容易落地难——基于西南地区的分析

本文基于云、贵、川、渝四个省(市)的506个已签约PPP项目样本,从项目运作特点角度分析了西南欠发达地区PPP项目落地的影响因素.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重点关注PPP项目签约后的落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回报机制、项目示范级别、政府财政实力、社会资本方资源和合同谈判要点会显著影响PPP项目落地概率.具体而言,采取可行性缺口补助或政府付费机制、示范级别越高、政府项目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越小、社会资本方为上市公司的PPP项目更容易落地;项目资本金率对项目落地概率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倒"U"型关系,项目落地概率先随资本金率的上升而提高,但超过25％之后,资本金率对项目落地反而起到负面作用;当项目规模比较小时,工程建安费用下浮和资本回报率上浮会提高项目成功落地概率,随着项目规模的增大,工程建安费用下浮和资本回报率上浮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当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后,边际效应反而为负.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政府角色定位、PPP项目质量与参与方利益的平衡是影响项目实质性落地的关键.     

政府竞争、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各地区要素和产业转移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自1998年以来发生在我国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不仅呈现一定的地理特征,还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区位再选择时追求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的动机十分强烈。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地方税收负担上升1%,地区产业转移的规模将降低0.014%;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水平提高一个单位,将引致地区产业转移规模提高0.01%;制度环境优化程度每提高1%,地区产业转移规模将提高0.034%。比较可以发现,制度环境的优化在影响地区产业转移规模的诸多政府竞争变量中更为重要,各地方政府在积极吸引外围地区高端产业进入的过程中需要更为注重本地区的制度等软件环境建设。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放弃成本、政府偏好与资本控制:一个审慎的机会主义汇率制度选择模型

本文在Obstfeld(1 996)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考虑经济结构、供给冲击以及金融风险的多因素汇率制度选择模型 ,以成本分析为工具解释了资本控制、各类成本和政府偏好对均衡的影响以及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 :(1 )资本控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均衡产生影响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资本控制措施使经济避免多重均衡 ;(2 )放弃成本对汇率制度选择发挥关键作用 ;(3 )较大的政府偏好促使政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在放弃成本不足够大的条件下 ,决策者也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偏好或者实施资本控制措施来保护本国固定汇率制度 ;(4)对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的放弃成本的估计表明 ,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放弃成本正处于中间水平 ,因此有必要增大政府对固定汇率制度的偏好并且对资本帐户实施适度管理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防范金融风险。至于未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何时回归真正的“管理浮动” ,应主要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放弃成本的有效降低     

社会资本、民主发展与政府治理——对69个国家的比较研究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社会的润滑剂和善治的社会基础。很多文献认为,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均忽略了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本文通过对全球69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会资本能否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在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民主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只有在民主发展水平比较高、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能显著地促进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而且,民主制度建设得越完善、越充分,社会资本对治理的正面促进作用就越大。     

全面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政府非税收入是公共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非税收入的名目不同,相对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非税资金产生的金额相对较大时,为了完善资金的管理,应该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有效管理,以便更好地发挥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作用,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不断加大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力度,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文章针对相关问题做出阐述,分析了政府非税收入在全口径预算管理中体现的重要内容及现代制度的发展和创新形式。     

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等制度造成地方政府有较强保护本地区经济的动机,这种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造成的诸侯经济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跨国研究设计框架的背景。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运用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在省际和年度间呈现显著差异,且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与其相应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     

中国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及分配效应

正确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实现共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税收是调节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各项税收最终被劳动和资本负担，并影响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税收归宿理论和模型，全面测算了我国2002—2018年间各项税收对劳动和资本形成的税收负担及对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资本税负一直高于劳动税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税负上升，劳动税负下降。其中，劳动的间接税负担持续下降，劳动的直接税负担持续上升，劳动总税负呈下降趋势；资本的直接税负担远低于资本的间接税负担；在各项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最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增加资本税负。税收的要素分配结果显示：间接税具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收入份额的作用，直接税则相反，综合来看，税收总体上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企业所得税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贡献率最大，年平均贡献率达到66.22%。     

社会资本对收入水平及差异的影响是扩大还是减少*——来自12省份城市居民的样本

本文基于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年）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水平和差异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会随着自身社会资本的改善而提高。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机制：（1）即使个体的社会资本相同,由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会产生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2）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也会扩大收入差距。笔者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分布,从而验证了第一类机制。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使用夏普利值分解的方法发现,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这一贡献并没有区域、行业特征等因素显著。随后的实证分析检验了社会资本对收入确实有提高作用,同时也分析出社会资本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这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微观机制的理解,并对制定消除收入差距的政策有指导意义。     

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环境效率视角

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在较少的生产要素投入和资源环境成本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高的经济社会效益。从社会资本角度拓展解释经济发展的研究视角，将社会资本与环境效率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分析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相比于技术效率，社会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效率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相较于成果转化产出，技术开发产出中介效应更强，侧面说明我国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还有待加强；政府治理质量较高的地区更能从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受益，而缺乏政府管制时，非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