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中三大需求作用的实证分析——以天津为例

文章利用天津1980～2007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对推进天津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从长期来看,天津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消费对同期的天津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和出口带动了后一期的经济增长。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其次是投资和出口贸易。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利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促进天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分析及建议

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围绕扩大内需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比较现实和正确的。在高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和增长时期。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偏热，而消费偏冷，经济增长的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要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地均衡运行，应该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更多地依靠消费而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推进和投资发展的推动。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建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5年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 ,系统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个模型是包含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所得结果是 ,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 ,都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第二个模型是包含由公共投资形成的内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此模型假定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通过征税而进行公共投资形成 ,所得结果是 ,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性质 ,就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 ;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质 ,则虽然不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 ,但能减缓增长率的递减 ,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的结论表明 ,公共投资政策的研究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效果 ,而应当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的结论不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而且可以为研究我国公共投资、积极财政、城市化战略、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重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公共投资与宏观经济结构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计量分析工具,对我国公共投资与宏观经济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与三次产业总产值均具有长期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对第三产业的正效应最大,第一产业最弱;三次产业总产值对公共投资冲击的长期响应为正;公共投资对第一、三产业总产值增长误差的解释能力弱于第二产业,但均不显著。为此提出,调整公共投资产业结构,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支持力度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内在推动力的积极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论中国转型期的财政政策

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缓解通货紧缩，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考虑到防范公共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应作相应的调整。自2005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其核心是适度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并对财政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十一五”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上海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上海对外贸易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五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出口与消费分别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则是投资的Granger原因;从短期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且消费的短期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化影响比较明显,进口和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GDP的变化。     

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教育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科学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影响效应,但公共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对称的。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传递函数模型

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对于判断投资政策的作用效果是十分重要的。文章应用单整PP检验和协整EG检验分析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反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动态影响机制的传递函数模型。     

公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效果的实证分析方法综述

对我国公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予以客观评价，是实现政府稳定经济增长职能的必然要求。本文总结了中国学者对于公共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效果的定量分析方法并进行比较，希望从中得出一些测算我国公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效果的普遍结论，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公共投资手段，拉动经济增长。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解决投资过热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推动的。在均衡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消费,通过需求拉动投资,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增长。     

FDI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FDI(国际直接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日益显著.本文从计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金砖五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FDI有力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而南非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FDI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副作用.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理论界对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在进行定性研究的实证文献中,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有分析显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的影响,或至少其作用是不明朗的;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公共投资的水平。定量研究中学者们的分歧在于不同研究结果得出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一致;同时有的学者认为,基础设施的构成或种类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理论gVAR模型,利用中国1983年-2006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②短期内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各异;③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在长期并无增长率效应;④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国内资本都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是引起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公共支出的均衡激励机制

本文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构建了财政结构方程均衡激励模型。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我国确实存在着替代关系,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激励是这种替代关系存在的决定因素,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存在均衡激励机制,但中国的均衡激励机制不健全。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明晰各类公共支出的属性,规范各自职能,确保各类支出按属性规定的功能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力量,尊重纳税人的声音,建立公共支出民主投票政治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公共支出均衡激励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

根据边际效用理论,通过比较私人资本与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部分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率,可以判断公共支出配置结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通过选取1995~2006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还没有显现;公共支出项目在短期内对提高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是有益的,但在形成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以及改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条件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长期机制方面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