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房地产价格与金融风险联动研究

本文首先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视角,对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联动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或有权益分析法和预期损失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基于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刻画了在不同房价区制下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1)房地产价格与各部门杠杆率互相推动;(2)总体上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并推高了金融风险;(3)低房价阶段,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互相降低,说明银行信贷此时投放比较理性,有加杠杆的空间;(4)在高房价阶段,政府杠杆率上升导致企业杠杆率和金融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则降低了政府杠杆率,说明此时应该侧重控制政府债务积累;(5)各部门杠杆率增速上升也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对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政府债务和高房价的联动需格外关注;同时,应该稳定房价,促进金融稳定.     

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较低,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可通过推动居民举债消费来实现扩内需和债务杠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转移,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宏观债务风险"软着陆"。根据美国和韩国的发展经验,居民部门债务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政府政策激励、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关系密切。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应多方发力、有的放矢,有序引导居民举债消费,鼓励和推动消费金融创新,促进新消费热点培育与消费金融创新相结合,构建住房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杠杆率、债务风险与金融稳定——基于理论和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机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及其伴随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IMF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将是未来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正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债务风险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债务率(杠杆率)发生了哪些变化,蕴含了何种风险,未来该如何应对?本文对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进行理论探源,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各经济主体杠杆率的构成及变化,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期捕捉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和风险薄弱领域。     

我国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当然性成因北大核心

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问题近10年来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国际比较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总体偏高、企业部门高企,据此市场得出我国企业进而整体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但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成因有当然性和非当然性之分:当然性成因当然地、非当然性成因非当然地推高此杠杆率。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四大当然性成因分别为:重经济占比大、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债权融资主导和经济增长预期强。鉴于这四大当然性成因的存在,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当前放松对宏观杠杆率的要求是顺势而为;相比债务规模我们更应关注资产质量。     

稳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上升,叠加疫情影响所致的GDP增速大幅下滑,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数据显示,2020年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上涨约23.6个百分点至270.1%,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涨10.4个百分点,现已达162.3%,是继2009年后上涨最为迅速的一年.     

工业企业落实“去杠杆”任务的宁夏案例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西部省区普遍以工业为主且经济倚能倚重特征明显,同时银行信贷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银行贷款负债较快增长,杠杆率不断攀升,因此降低工业企业的杠杆率是西部省区落实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关键。本文以宁夏为例,定量测度了典型西部省区的总体债务状况,重点聚集工业企业杠杆率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据此提出西部省区落实“去杠杆”任务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     

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特征、风险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海南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对海南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本文在阐述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结构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海南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稳增长的有关政策建议。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2008年后我国的债务水平持续增长,这主要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发起了经济提振计划应对危机。虽然适度的债务规模是发展金融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过多的债务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通过PVAR模型,从债务规模、期限结构、质量(偿债能力)3个方面,对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3个部门分别研究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确实有一定影响,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越高、短期债务比例越多、债务质量越低(偿债能力越弱),系统性金融风险越大。     

我国债务杠杆率、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现阶段，我国债务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存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理论表明，债务杠杆率的持续扩张会加大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可明显降低此不利影响。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金融稳定综合指数，引入单一与联合的宏观审慎政策变量，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是否可以有效调节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中引入存款准备金率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调节效果显著；引入贷款价值比之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也不再明显；引入宏观审慎联合指标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减少，甚至呈现出正向作用，与引入宏观审慎指标之前相比调节作用明显。因此，应大力降低债务杠杆率，提高金融稳定的边界；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尤其是根据实际情况搭配运用好各种工具。     

企业杠杆率、融资类型与金融逆周期调节 ——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的实证研究

企业杠杆率过高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稳健和金融稳定的隐含风险,需要运用金融逆周期调节措施降低其造成的金融不稳定性.论文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及融资类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逆周期调节压力指数,并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当前企业融资类型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具有较大相似性;我国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且金融不稳定的加剧及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对GDP长期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是,适度的金融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过快增长但并不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应适当出台政策防范企业从对冲融资向投机融资乃至庞氏融资转变,抑制金融不稳定因素增长和企业杠杆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不利影响.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政府补贴和国有参股对参与PPP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政府补贴和国有资本参股是政府参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借助一个资本具有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经验验证。理论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的担保效应增加了项目公司对高杠杆的需求,提升了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意愿,使金融中介接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政府补贴不影响项目公司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借贷合约。项目公司外部融资所受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参与PPP的企业。因此,国有参股增加稳态时的企业杠杆率,降低借款利率;政府补贴则不影响杠杆率和利率。实证部分通过整合2014-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数据和2010-201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PSM-DID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程度显著降低参与PPP项目的上市公司的借贷成本并提升其杠杆率,但政府补贴支出没有明显作用,印证了模型结论。此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国有参股程度对参与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小。本文研究对PPP模式下如何减少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向企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亚洲债务大起底

<正>追求平衡:增长潜力与偿债压力全新的系统信贷风险分析方式:本文运用半年之前还无法进行的分析框架研究亚洲的杠杆和偿付情况。我们将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库与自下而上汇总的企业信贷数据及其他信息糅合成各经济体按部门分(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和偿付地图。目前我们将融资、借款人现金流、利率和偿付期限融入新的偿付指标,如偿债率等。不能只看总杠杆率,这一数据忽略了不同经济体和部门间面临风险的差异。中国的企业部门杠杆规模大、程度高,现金流弱,存在隐忧。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家庭部门杠杆     

关注中国金融风险

<正>日美欧在爆发重大金融危机前都曾出现三个征兆:1)杠杆率迅速抬升;2)资产价格迅速上涨;3)潜在增长率下滑。中国现在也呈现出这三个征兆。日美欧三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杠杆占GDP的比率都在五年期间上升了30个百分点左右(我们称之为预测金融危机的"5-30法则")。官方数据显示,即使不考虑影子银行,中国过去5年的杠杆率上升也高达GDP的34%。如果把影子银行也纳入统计范围,杠杆率上升高达GDP的58%-62%。分别研究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财务状况后,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面临的风险最大,而且这些风险相互交织,     

基于资金循环流动视角的结构性杠杆与金融脆弱性——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基于资金循环视角,从杠杆率定义推导出资产收益率是连接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纽带,进而从理论上论证我国经济部门结构性微观杠杆率差异在于各部门之间的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依据该理论考察我国现实杠杆率结构,结果发现:当前我国一些部门与行业的现实杠杆率与理论分析相悖,造成了资金的错配,严重冲击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在保稳定、防风险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精准识别不同部门、不同领域杠杆率的性质,科学施策,避免“一刀切”的金融去杠杆。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

文章基于"财政金融关联"视角,利用2015至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三者间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正向推高关系,而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存在负向抑制关系;异质性检验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实体企业、中西部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更强;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营商环境的优化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因此,提出改善地区金融营商环境、对差异化企业性质实施优惠帮扶政策以及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