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动态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收入不平等角度揭示上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整体上,家庭部门去杠杆在短期内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逐渐表现出促进效应;第二,家庭部门去杠杆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消费增长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三,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会放大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家庭总抚养比上升将推升家庭杠杆水平;第二,不同年龄人群对杠杆的影响有明显差异,老年抚养比对家庭杠杆水平有负向影响,少儿抚养比对家庭杠杆水平有正向影响;第三,不同地区的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地区少儿抚养比推升杠杆的作用更大,经济落后地区老年抚养比降低杠杆的作用更;第四,家庭人口结构可以通过收入、支出以及借赁行为影响家庭杠杆水平。     

结构性去杠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杠杆转移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和DSGE模型,从杠杆转移的视角出发,对结构性去杠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不同转杠杆政策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紧缩国有企业信贷可以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也会导致经济下滑;(2)在紧缩国有企业信贷的同时,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即杠杆转移,可以同时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稳增长;(3)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引导银行部门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风险预期比定向调整准备金率更优。     

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原因分析

2018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BIS)最新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出现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一方面,与9月公布的数据相比,非金融部门中的政府和住户部门杠杆率变化较小,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大幅下调;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上年末大幅回升10.2个百分点,增幅远高于BIS上一版本数据及社科院等机构估算的企业杠杆率数据。基于对BIS杠杆率统计口径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与BIS统计部门咨询,本文通过还原统计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及与国内主流数据库横向对比等方法对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两点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具体结论包括:BIS根据我国社融统计口径修订对企业进行调整,这是12月版杠杆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杠杆率上升主要是受信贷投放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去杠杆进程的逆转;BIS对2018年一季度中国断点数据并未进行完善处理;表外业务回表也是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中国企业部门脆弱性评估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债务上升所带来的风险。结果显示,虽然平均杠杆水平不高,但高杠杆企业存在肥尾现象,致使这些企业的债务在总体企业债务中占显著份额,尤其是房地产、建筑业及国有企业。房地产及建筑企业通常借贷成本较低,因此尽管其杠杆水平较高,仍能承受利率轻微上升所带来的冲击,然而房地产及建筑业的显著下行会使整个企业部门遭受打击。我们的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利润下降20%,处于财务危机的企业债务占所有上市公司总债务的比重将会上升至1/4。     

降杠杆期亦有可为

近几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便是"杠杆",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利用杠杆原理,不仅仅解决了很多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同时也在金融世界风生水起。中国经济的债务高杠杆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那么中国的杠杆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 IS)的数据,2015年6月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信贷与G D P的比率是244%;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相当于G D P的163%。这个指标水平如果放在国际环境中比较,前者与美国、欧元区和韩国差不多,低于日本,但高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后者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71%、日本的102%、韩     

信贷、杠杆率与经济增长：150年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信贷本质上是借助实体经济活动促进增长,若出现错误配置.过多的信贷将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本文通过对美英日德等发达经济体150年来的杠杆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发现,杠杆率具有长周期特征,大致呈现三四十年的变化周期。中国改革开放40年至今,宏观杠杆率基本处在一个周期的峰值附近,因此,去杠杆成为必然之选。在政策层面,中国去杠杆过程需稳中求进,要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作为去杠杆的前提.警惕強调宽松环境下的去杠杆,故总体上需保持偏紧的货币环境。     

租金回报、债务偿付与均衡杠杆率——基于美国房产市场的实证研究

透过本轮由美国次级债市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反映出由于信用扩张、资产价格与投资泡沫而产生的金融危机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从均衡杠杆率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美国家庭债务偿付率与房产租金回报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债务偿付率(实际杠杆率)偏离租金回报率(均衡杠杆率)而产生的超额杠杆是本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此外,房价预期偏差及低名义利率政策也是诱发美国房产市场泡沫及家庭过度杠杆的重要原因.本文最终结论:超额杠杆率作为危机的一个预警指标,远较金融系统的压力测试更具实际意义.     

中国金融稳定评估——基于31个省区市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在界定金融稳定基础上,编制了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宏观账面资产负债表、宏观可流动资产负债表和宏观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计算了反映四部门偿付能力、流动性水平、违约风险的关键指标,通过构建金融稳定指数,评估了四部门省级层面金融稳定水平,基于部门间违约集聚特征识别了系统重要性部门。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稳定水平经历了2008-2015年高涨回落和2015年以后稳定回升两个阶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并未显著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水平,显示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抗击疫情措施的成效。地区间金融稳定水平差距较大;四部门金融稳定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政府、金融、企业部门间金融稳定形成互相传导闭环,风险最终由金融部门传导至家庭部门;金融部门是风险集聚特征明显的系统重要性部门,应重点维护金融部门稳定,以稳住经济大盘。     

关注中国金融风险

<正>日美欧在爆发重大金融危机前都曾出现三个征兆:1)杠杆率迅速抬升;2)资产价格迅速上涨;3)潜在增长率下滑。中国现在也呈现出这三个征兆。日美欧三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杠杆占GDP的比率都在五年期间上升了30个百分点左右(我们称之为预测金融危机的"5-30法则")。官方数据显示,即使不考虑影子银行,中国过去5年的杠杆率上升也高达GDP的34%。如果把影子银行也纳入统计范围,杠杆率上升高达GDP的58%-62%。分别研究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财务状况后,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面临的风险最大,而且这些风险相互交织,     

债务风险累积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分析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对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传导过程,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累积将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2)商业银行信贷分布过度集中会导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3)收益的激励效应对非上市城商行、农商行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部门承担了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     

我国四部门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区域内和区域间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运用空间偏微分方法,依据测算出的2010—2019年我国各省（区、市）四部门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数据,考量我国四部门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结果显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空间趋同性特征;由于金融杠杆部门结构和所在区域的不同,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区域内溢出存在显著差异;此外,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区域间外溢效应明显,忽视该区域间溢出,将不利于准确评估金融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     

中国信用信息指数和征信覆盖率的国际比较和启示

<正>一、中国信用信息指数和征信覆盖率总体情况(一)信贷获取指数世界排名迅速提高近年来,我国的征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6年央行所主导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正式全国联网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征信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根据《2010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信贷获取指数位居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65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上。与2006年在175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1位相比前进了一大步(图1)。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声音

中国M2/GDP的比率已经处于全球高位;非金融部门负债/GDP的比率在全球范围看属于偏高,明显高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但与多数高收入经济体持平;非金融部门的负债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而不是政府和居民;即便如此,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当然、所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稳步上升,按行业看,采矿和建筑是杠杆加得最快的行业。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杠杆率是否太高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的。     

杠杆收购及其融资问题

<正> 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业务的巧妙融资安排值得国内企业借鉴杠杆收购的特点杠杆收购(LBO)是收购方主要利用外部融资来取得目标方控制权,并以目标公司的资产和现金流为交易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和偿付的一种交易方式。在整个交易金额中,外部资本占主要部分,而买方的自有资本只占其中很小比例。这类并购十分适合于资金不足又急于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一、杠杆收购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不代表企业控制权的债务性融资,主要是运用企业的融资杠杆,即调整企